司法的本质就是公权力通过程式化的方式解决纠纷,以此来维护和重建社会生活秩序。法庭作为纠纷解决场所,关涉到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冤假错案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及我国公检法之间配合大于监督的现状,导致辩审矛盾不断激化,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时常跃入耳目。特别是一些典型事件在新媒体的传播下,对司法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为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防止刑罚的滥用、提高司法公信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修(九)》”)的背景下,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刑法适用研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欲深入研究一个罪名,便要以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角度,追溯到该罪名之历史起源。扰乱法庭秩序罪从普通法系国家“藐视法庭罪”演变而来,最早见于公元10世纪的英国的“藐视国王令状罪”,随后传播至欧洲大陆。我国的扰乱法庭秩序罪,正式确立于1997年《刑法》。在此之前的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均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成为独立的罪名后,扰乱法庭秩序罪历经20年未变,旧法条早已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直到2014年《刑修(九)》提上议事日程。在《刑修(九)》的修订期间,对第309条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改,引发了法律界的极大争论。自草案公布以来,各种声音不绝于耳,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否定派认为,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扩容有“针对性立法”、“开因言获罪先河”的嫌疑,对兜底条款的设置也存在合理性之争,广大法律界在修法期间的激烈探讨,引发了笔者极大的兴趣。虽然《刑修(九)》在2015年11月1日已经正式开始实施,然而,怎样正确理解、适用扰乱法庭秩序罪仍是现今法律工作的当务之急。因此,为全方位研究扰乱法庭秩序罪,并为正确适用该罪提供实务参考,笔者从语义学角度出发,分别阐述“扰乱”、“法庭”和“秩序”在本罪语境下的具体内涵。又立足于刑法学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对扰乱法庭秩序罪进行详尽的解析,特别是详细分析了本罪的客观行为表现,意图从法条上准确把握每个法律术语的含义。除犯罪构成之外,扰乱法庭秩序罪还具有两个隐含要件:一是时空条件,即从宣布开庭至宣布闭庭,以及延伸至即将开庭前的庭审准备阶段。二是危害程度要件,即要求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殴打司法工作人员和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也应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以保持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体系一致性。用上述三章的篇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均是为了解决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刑法适用困境作铺垫。最后落脚到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司法适用上,从五个不同维度分小节论述:即严格遵守犯罪构成,做到“不滥用”亦“不纵容”、犯罪形态认定、共同犯罪认定、司法程序,对现实困境提出解决之方案。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把握该罪名提出笔者的见解,以期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司法解释、司法指导意见的出台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