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转型,与不断推进的全球化相互叠加。与此同时,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裂变式发展,催生了新的媒体格局和新的舆论生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遇到的许多问题充满复杂与不确定性,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其形象传播的巨大挑战。因为相似的传播变革与转型话语,世界一些主要政党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类似挑战。二战以后,执政党的公共形象越来越凸显对执政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政治合法性也越来越成为政党研究的重要视角,大致形成经验性合法性流派(关注执政的公众认同)和规范性合法性流派(关注执政的价值规范)。这些合法性规定,对执政党的执政实践与公共形象传播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本文从政治合法性的维度,吸收阿尔蒙德、亨廷顿等学者关于社会系统危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结合对各国主要政党的考察,提出本研究的核心命题：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遭遇形象传播的系统性危机?又如何在危机的应对与解决中重塑公共形象,维护执政的合法性?从核心命题出发,本文逐一分析了执政党公共形象传播的具体危机：工具危机、调适危机、认同危机、价值危机。工具危机是形象传播工具系统的弱化、退化与边缘化,不能有效执行传播决策系统的指令：或者失控,不能承担形象传播使命。认同危机,是指传播对象(包括国内公众与国际社会)对执政党形象传播的拒绝与逃避。如果执政党形象传播的决策系统不能提供合理决策,执行系统不能实施有效传播,就会发生调适危机,只能实施微效果甚至负效果传播。价值危机一旦发生,执政党形象传播系统将不能生产“意义”资源,不能为公众提供参与动机,执政党形象也就全面破产。所以,执政党必须因时因势因事而变,对危机实现针对性调整与解决。针对工具危机,必须重塑党媒影响力,增强传播有效性；发展并善用新媒体,实现公众话语权与有效引领的平衡。针对调适危机,要提升执政党传播素养,掌握现代传播技术技巧,切实提高政党传播能力。针对认同危机,要优化执政实践与传播干预,实现公众与执政党的良性互动。针对价值危机,应从整体上谋划执政党形象的文化建构,以此获得公众的最深层认同。文章通过文献参考、理论探讨、定量比照、定性分析、实证调查、历史观照、中西比较,层层深入,对一些似是而非或表象问题作出厘清。执政党形象传播危机,从微观层面看是技术性失策与失误,比如对一些公共突发事件拙于应对,让执政党公共形象背书。中观层面则涉及传播理念与思维的转换问题,比如是否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指导传播的是封闭的管治思维还是开放的善治理念,效果大不一样。从宏观层面看,就要从根本上提升执政党的立党治党系统包括核心问题解释系统的有效性。执政党公共形象传播是一个兼具实践与理论价值的课题,处在多学科的交叉点。本研究的意义也体现在实践与理论层面。就改善执政党公共形象传播而言,通过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分析研究,提出了系统的对策建议,或具实践参考价值。在理论层面,本文对执政党公共形象传播研究的思路框架、相关理论、研究方法、重大问题均作了初步探讨,但限于学识及精力,尚有许多不足之处等待完善,唯盼抛砖引玉之效。比如,本文虽然对各国执政党进行了研究,但客观条件所限,还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如能在中共之外,对各国主要执政党的形象传播展开探讨,将系统深化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还有,中国共产党公共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离不开对一些意识形态关键问题的阐释,如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等等。本研究对这些问题虽多有涉及,但仍不充分。该领域的开拓空间很大,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知慧、学识与积累,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