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它以20世纪30年代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极其优美的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边城》中富含中国特色文化信息尤其是湘西特色文化信息。自《边城》出版80余载,共有四个英译本,前两个译本已少有人提及,目前戴乃迭译本与金介甫译本相对较为权威。国内外学者对《边城》原文的研究较为充分,但是对于其译本的研究相对较少,从文化角度的研究也不够充分。鉴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边城》戴乃迭(1981)与金介甫(2009)译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理论基础进行研究。文化翻译观强调翻译要以文化为基础,而不仅仅是以文本为基础;翻译是一种交互活动,而不仅仅是对原文的解码与重新组码。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的提出是翻译以及翻译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本文依托文化翻译观,从奈达关于文化的五种分类出发,即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比较分析《边城》两英译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1)戴乃迭与金介甫在译介原文中的文化信息时所采取的策略有何不同?原因为何?(2)从文化翻译观角度来看,哪个译本更多地受到了文化操控的影响,哪个译本能够更好地传达原作的文化信息?通过对译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化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出结论:两位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均采用了归化与异化的策略,戴乃迭更倾向于采用归化而金介甫更倾向于采用异化或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策略,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他们文化身份的差异以及翻译的时间差;从文化翻译观角度来看,金介甫更多地受到了文化操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译介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信息和宗教文化中;在译介上述四种文化时,金译本能更好地在目的语中达到文化功能对等,而在译介语言文化时,戴译本则在目的语中构建出与原作相似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