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小说以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为发端,其历程基本贯穿20世纪80年代始末,又因强烈的即时性特征在文学史中留下不可忽视的痕迹。“婚变”是改革小说家笔下经常出现的叙事现象,本文将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层次的考察。改革小说中的婚变叙事基于人物身份的设置、价值立场等差异,呈现出多元的样态,最后殊途同归为婚变的结局。可具体分为四种模式:改革大业与私人生活矛盾下的“家国冲突”型、抛弃贫穷及保守者的“嫌旧爱追新富”型、为寻求人生新向度而抛却痴情女的“负心汉远走”型,以及进城之后发展婚外恋情的“城市艳遇”型。改革小说中的“婚变叙事”热潮是在一定的话语逻辑下产生,并且参与到主旨的构建中,微观角度的“婚变”与宏观的“改革”政治命题相互勾连,蕴含了深厚的历史向度和时代内涵。首先,在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下,借助“改革家”婚姻秩序的崩溃暗示和呼唤国家命运的转折,并且将改革事业同道德判断联系起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完成改革的合法性论证;其次,遵循真实性话语的指导,描摹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阵痛,新旧两种价值观念并行于同一时代,人作为观念的载体,展现新兴价值对传统价值空间的挤压;再次,知识分子话语重新站上文学舞台,立足现实社会,呈现美好人生的追求与落后的城乡二元体制之间的矛盾;最后,与民间话语进行合谋,回归婚姻爱情的本质,追问道德、婚姻与人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表达对过度欲望的批判。改革小说的“婚变叙事”作为婚变母题的一个阶段、婚姻观念的一个分支,与其它时代的描述迥异,形成新的特质。从积极方面来看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完成了婚姻观念的自我更新,于经济、情感等层面向前推进;同时也唤醒了沉睡的自我意识,主动适应时代发展。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憾:由于传统观念的历史沉积和改革的起步阶段,女性主义在文本中呈现哑声状态;过度理想化、道德化的倾向在文本结局中表现得十分刻意,影响了作品的整体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