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本轮全球经济失衡逆差国主要是指美国，其经常账户赤字迅速增长，且增长趋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据美国BEA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8035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总量的6.01％，占全球GDP总量的2％，美国对外净债务达到了美国GDP总量的16.9％。全球经济失衡另一端的顺差国则分布相对分散，其中中国成为备受指责的对象，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历史最高值3718亿美元，约占中国当年GDP的10.99％，这导致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到2009年4月份，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两万亿美元，这些促使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不断恶化的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使许多学者和决策者开始关注全球经济失衡形成的背后原因及失衡的可持续性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国的专家学者和战略决策者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总结以往对全球经济失衡进行解释的文献，可以发现，他们基本上是将全球经济失衡限定为近十年来的现象，并将失衡看成是多方面外生因素冲击的结果。这些文献大多关注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政策去解决失衡，而不是解释失衡本身。笔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并不是近十几年来才出现的现象，也并非仅指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失衡，在目前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若要对全球经济失衡本身进行解释，必须将失衡看作是一种内生现象，即全球经济失衡是家庭、企业最优决策的结果。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以“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作为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了以英国为主导和以美国为主导的不同阶段中全球经济失衡的各自特征，通过研究发现以下几点:首先，每次出现比较明显的全球经济失衡时恰恰对应的是中心和外围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和金融一体化程度快速提高的时期，这说明金融发展与全球经济失衡的恶化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其次，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时期与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失衡时期相比，美英两国金融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作为“世界银行”，其功能体现在以借贷资本输出为全球提供流动性，而美国已经从“世界银行”转变成为“风险资本中心”，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向全球提供安全性金融资产，满足全球储蓄者的国际资产配置需求，中心国家“金融角色”的转变使得中心国家经常账户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再次，美国巨额逆差和对外债务是中心与外围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内生的结果，如果这一判断正确，那么只要金融差异的格局不发生变化，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最后，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差异的格局下，家庭和生产者进行最优跨国资产配置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国际财富的转移，国际红利的分配有利于中心国家美国，而不利外围发展中国家。国外转移的红利为美国寻求支撑国内高消费和缓和对外债务急剧增长的压力提供了一种方式。　　本文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失衡时期为主要的分析对象，研究的核心是:金融差异是如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如何影响红利在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分配。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特别是失衡长期存在提供一种理论解释，从而为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利益分配过程中做出恰当的定位提供一些参考。　　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作为导言。第二章是相关文献评述。第三章，笔者以“中心—外围”作为分析框架，对不同时期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英美主导下全球经济失衡时期的特征异同。第四章，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入手，笔者首先分析在金融差异和金融一体化时，国内外家庭、企业的最优选择，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金融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内生机制模型。第五章，笔者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国际财富转移现象，并深入研究了国际财富转移的渠道、大小和测算方法。第六章，通过引入家庭最优决策、生产者最优决策和外部预算约束，探讨了国际财富转移的微观基础。第七章，笔者从金融危机性质的分析入手，认为只要目前全球金融分工格局不变，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分工格局不变，全球利益的分配方式已经变化，利益分配不仅体现在经常项目渠道上，金融渠道也成为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渠道，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