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因来源于官员作为政治个体自身强大的晋升激励。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地方政府因此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更大的角色。然而,这种财政自主权的扩大也造成了市场扭曲,地方官员比以往拥有更大的能力通过政府的决策来影响市场比如将更大比例的财政支出,投入到那些能增加自己晋升机会的项目上。这种晋升激励推动地方官员积极扩大政府支出尤其是经济发展投入,为升职加码,由此造成了地方财权与事权之间的不匹配。为了弥补财政收支缺口,地方政府需要寻求政府预算外的资金来源。在税收刚性的情况下,政府债务支出是更具灵活性的财政融资手段。旧《预算法》限制了地方政府发行债务,此后融资平台开始作为政府债务融资新途径。2008年由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为了应对危机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中约有2.8万亿由地方政府筹措,国家也因此放开了相关限制,地方融资平台进入黄金发展期。政府债务在此期间快速增长并大量积累,由此引发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虽然2014年我国重新限制融资平台推进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向发行债券转变,但新的融资形式如PPP又开始大行其道。隐性债务规模不仅没得到控制反而加速增长。由此可见,一昧出台政策限制债务往往治标不治本,弄清背后微观机制,以及如何影响债务风险显得更为重要。官员这种为了取得职位升迁产生的晋升激励来源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年龄、政治背景、学历等等。本文主要从官员任期出发探索这一上层制度因素如何塑造官员的晋升激励继而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支出选择。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主要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来探究与分析。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基于职业生涯考虑的官员晋升模型,并将其拓展为包含债务融资的政治周期模型,为从官员层面出发分析政府债务形成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框架。实证部分,本文选取了 2007年至2015年地级市层面官员任期、城投债规模等相关数据,并构造了晋升激励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上述结果予以验证。得出结论如下:第一,面临晋升考核时,地方官员更有动力去展示自己的能力;表现为:在考核期,地方官员通常主动减少租金的攫取或者扩大债务规模来扩大支出来源;而在取得晋升后,则牟取最大租金并降低举债规模,实证层面以城投债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债务与晋升激励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二,官员业绩会在考核前有所改善以争取更大的晋升机会,结果官员按照中央政府考核“指挥棒”改进社会福利。从制度设计角度出发,如果这种考核发生的频率越高,社会总体福利状况更好,体现在数据上,在一定情况下市委书记任职时间越长债务发行规模不断减小;第三,晋升随之而来的外生收益越高、整体官员水平波动越大、上一期表现更好的官员所在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水平越高,此外拥有更少财税收入可支配的官员也会更依赖债务融资工具。结合上述结论,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建议:扩大政治绩效考核衡量范围,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将经济考核与债务考核相结合做到因地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