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而言,“遗忘”一直是常态。直到全球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海量数字记忆唾手可得,在信息权力与时间的交汇处,永恒的记忆创造了时间和空间的“圆形监狱”。永久“记忆”将成为常态,而“遗忘”成为了例外。被遗忘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产生于传播自由与隐形监视并存、数字化记忆危及个人信息控制权、网络社会个人“被遗忘”意愿强烈的时代。它源于20世纪70年代时期对以往犯罪记录的封存和删除,欧盟“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判决和《统一数据保护条例》形成后成为世界范围内立法和司法领域热议的焦点,世界各国态度不一,继受程度也有所差别。被遗忘权以删除为实现手段,其所蕴含的人格利益、社会效益和数据伦理为保障个人信息控制权、调和网络社会矛盾、树立良好的信息利用规则贡献了一种新型方案。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认知层面,记忆和遗忘均具有两面性:与记忆通常被标记为“善”不同,遗忘常被视为人类社会应该努力克服的“恶”,因为其暴露出主体能力和社会技术手段的局限,甚至在一些语境下意味着遮蔽或掩盖。但同时“过量的记忆”往往削弱人的个性、抑制人的行为、导致人的盲从。本文结合人类社会整体状态提出:只有服务于人的需要的记忆才是有价值的,从而反证遗忘的重要性。我国文化传统层面表现为: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重遗忘”和“反遗忘”的文化形态并存。总体来看,基于传统社会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需要,主基调是不支持“被遗忘的”,同时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体现“遗忘”价值的文化形态,归纳来看都不同程度表现出对于遗忘特定与自身相关的信息对个人及社会发展的意义。因此,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最终将统一于:找到妥善面对过去的有效方式,以便更好的面向未来。互联网时代记忆固化与遗忘困境日益突出,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因此需要适当的遗忘机制达成对数字记忆的修正,保证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有效控制,实现社会化个体与个性化社会之间的平衡。从社会基础来看,学术界重点关注被遗忘权的适用性及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而互联网企业则表现出比较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对被遗忘权持反对意见,另一方面也采取一定措施规范自身信息使用行为。同时为了了解社会公众的态度,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初步形成了被遗忘权保护对象的基本情况描述。数据结果显示:目前社会总体对被遗忘权的期待和认可程度较高,但认知层面尽管部分公众已经建立起删除的习惯,但并未意识到这样做旨在保护自身被遗忘的权利。而在适用性上,公众普遍认为不同身份、不同行为享有被遗忘权程度应存在差异。而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明显影响公众认知形成的清晰程度。从实现方式层面,目前我国现有法律没有将被遗忘权上升为基本权利,但其在我国也并非无法可依。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现行法律显然也尚不足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将“违法或违约”作为“删除”的前置条件,使相当一部分个人人格尊严及信息权利得不到保障。从司法角度,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法官事实在裁量中肯定了被遗忘权的保护价值,而是从个案保护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层面予以否定。这一方面体现了现阶段法律适用的保守倾向,当事人举证难度较大。但另一方面并未全盘否定也意味着被遗忘权在我司法领域的实践存在可能性。目前我国被遗忘权立法相对缺失,宜借鉴欧盟保护被遗忘权经验,司法层面也亟待确立权利的适用范围和操作流程。本文认为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确立被遗忘权应遵循这样的思路:认可被遗忘权的价值,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探索被遗忘权的保护路径,可以将被遗忘权视为个人信息权的一种派生权利,在个人信息权立法过程中细化对被遗忘权价值保护的具体规定,与此同时也要避免盲目移植带来的无效负担,着眼于解决被遗忘权实现的障碍,充分运用比例原则平衡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等多方面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