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从拉提乌姆地区的从蕞尔小邦发展成地中海世界的帝国,依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适应形势需要进行调整的政治策略以及卓有成效的人力资源的配罝。但是,罗马人把自己的统治权力归因于他们特有的秉性或者“命运”。这一观点也被历史学家用来解释罗马人获得统治权力的原因而流传下来。在这一观念之下,罗马的历史书写在涉及到非罗马人时,其评判的方向和标准就是按照罗马的、而不是非罗马人本身具有的特质。罗马书写突出的就是罗马所拥有的文明,野蛮、好战、残忍的异族的刻板印象。这一现象在恺撒、维吉尔、塔西佗等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表现的十分明显,高卢人的残暴、迦太基人的欺诈、日耳曼人的野蛮,这些印象成为塑造伟岸罗马人、塑造罗马人优越感的重要方式。这样,他们笔下的蛮族是罗马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出来的,而非他们本身的样子。公元前1世纪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的转型时期,直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稳固,这一阶段罗马人需要塑造“蛮族”增强统治权威,在历史书写中出现的“蛮族”形象,成为罗马人构建身份认同另一个场所。罗马人将统治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承载于整个族群,罗马人要驯服“蛮族”,让“蛮族”获得文明。“蛮族”一旦被征服,就被认为是获得了和平与秩序。因此罗马人的蛮族观念并非简单的罗马人与“蛮族”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可以通过接受罗马教化来化解。历史书写中作为参照物的“蛮族”受控于罗马的统治下,权力的差异对比,罗马统治权的叙述,确立了“帝国的统治者”的身份;“蛮族”的野蛮行为与罗马人到来后的文明,使得“蛮族”降级为文明的被动接受者,确立了“文明的传播者”的身份。这一过程就成为罗马塑造“帝国的统治者”和“文明的传播者”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