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中的花金子,在曹禺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是较受研究者冷遇的。80年代以前的研究者,多认为这是个概念化的人物,因而没有对她作更深入的研究。80年代后,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评论者开始对这一形象作细化的分析,观点有褒有贬,但很少有观点提及这一形象在曹禺女性形象系列当中的突破性地位。尽管有研究者将花金子放置于曹禺女性形象系列中作横向共时比较,但未能较具体地在花金子身上概括出其较突出方面,即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一面。本文将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对花金子形象进行再解读。　　 花金子是曹禺作品中女性意识表现得最突出,最具冲击力的女性形象。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觉醒,在曹禺之后的作品中都得到隐性的体现。可以说,曹禺是从塑造花金子形象开始,发现了女性精神深处最具魅力的元素。　　 首先,作为曹禺笔下第一个凭借自觉的独立意识完成“出走”壮举的女性,花金子的“人”性在曹禺作品中得到最极端的表露,花金子外表张扬,行为蛮横,其叛逆性格得到极致的表现；她向往爱恋自由,但不盲目依赖男性,表现出独立的人格意识；她反抗压抑她个性的一切,并以对抗性的姿态对待婆婆和丈夫,使得她在精神上不会处于弱势地位；而当面对心爱的男性时,她也能争得思想上的平等。这些都使她的“人"性更突显。随后曹禺塑造的的愫方等形象更朝“人”性的方向发展并有所深化,但其表露方式远没有花金子直接。　　 其次,在曹禺前期的《雷雨》、《日出》两部作品中,美丽的梦幻只存在于周冲、方达生这类“少不更事”的青年男性思想里,而剧作中的女性,几乎都处于失望、无望或绝望的状态。花金子是曹禺笔下的第一个女性“梦幻持有者”,而且她为这梦幻所作的努力是周冲、方达生所不能及的。花金子一改过往曹禺作品中女性的绝望心态,坚守着“黄金子铺的地”的理想,在曹禺作品中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出女性心中对美好的理想的向往。花金子心中理想的召唤,使她冲破了传统的思想局限,体现出一种蘩漪、陈白露等女性所不能比拟的坚定行动目标,更为这目标采取彻底的行动。这成为曹禺后期作品中女性行动目标的出发点,之后出现的愫方等形象身上体现出更具现实意义的理想追求,但随着其现实性增强,梦想性就减弱了。　　 再次,曹禺通过花金子与仇虎的恋爱,体现出从“肉体之爱”到“灵性之爱”的升华过程。作者肯定了肉体的爱恋所应具有的美和善的品格,与花金子和焦大星的那种以婚姻为依归的“爱”相比,花金子和仇虎之间的爱并不让人感到肮脏,反而显现出一种原野般自然的美。而在他们出走的过程中,他们的爱达到灵魂的升华,体现出一种灵性之美。她与仇虎之间从“肉欲”到“灵性”的爱恋,在曹禺后期作品女性形象的爱情观中也有体现。之后作品中,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王昭君对呼韩邪的爱,体现出更多的灵性的成分,而其表达是内敛而隐晦的,不及花金子直率奔放。　　 “人”性的表露,对梦想的追求,灵性的爱恋,都说明曹禺在塑造花金子形象时,是力图突出了其女性意识觉醒的一面的。而这些女性意识思想因子在曹禺后期女性形象中的体现,又说明曹禺在塑造花金子形象过程中,内心对女性精神独立性和精神出路的思考,已从无形化为有形,以致影响其之后的创作。因此,花金子可看成曹禺女性意识真正明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