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郡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边郡与内郡生产方式的差异对社会面貌有决定性的影响。秦汉有过两次边郡设置的高潮,设立过众多边郡。边郡有三种变化趋向：边郡的内地化,边郡的维持,边郡的衰落废弃。秦汉设置过郡、属国和刺史等常设职官机构,还有一些特设军镇机构,维持对西北边地的控制。涉边决策体制包括涉边决策的需要、信息收集、朝议过程、制约监督等环节。中央涉边机构有典客(大鸿胪)、典属国、主客尚书等,主要是进行边政决策；地方行政系统执行决策中有很大实权,有的边郡还代管了一些边外事务。涉边机构的运行有其自身的特点。秦汉文书在行政体制中有极重要的地位,涉边文书在运行中有其突出的特色。地方长官自出条教,独立施政创制。官吏任用有籍贯限制,还有很强的地域性因素,存在一定的规律。边地存在不少官职空缺,需要职务代理的情况。有许多具体规定反映出人事任免具有若干理性行政的色彩。边地官员选任受军事斗争的形势、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武勇的社会风气等许多因素的影响。秦汉王朝边地治理的功绩成效各异。秦逐渐制服、蚕食义渠,典型反映了秦在边地开拓治理中锲而不舍的精神。西汉与乌孙关系的发展变化典型反映了西汉在边地开拓治理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反映出经营西域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东汉在西北对羌人长期用兵,代价巨大,典型反映了东汉在边地治理中守成多于开拓。国野之分、边将权重可能是边地治理特殊体制的历史渊源。君主依故事而行,可能也是一种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秦汉地方行政体制将地方分成三类：京畿、内郡和边郡。秦汉边地治理存在两套治理体系,中央对边地有许多优抚照顾,迁徙大量的人口到边地并进行严格管理,中央经常专门派出使者巡视边地情况等,有其特点。边地的治理也是有费用的,治理成本关系到治理成败,边地存废。边地特色在制度上有其必然性,西北边地治理在历史上有其典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