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急遽演进的时期,北宋尤为如此,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是在此特殊社会背景下得以被重新认同的。宋代的散文家和理论家,不但将韩文作为创作的直接母本,而且,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更迭,有意无意地对韩文作了新的阐释,而在学习接受中不无创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为北宋六大家。他们对韩文的接受和创新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韩文潜藏意义的外化和衍化,即文学的社会造型功能。故我们以接受学、阐释学为器识,试图高屋建瓴地勾勒出北宋六大家韩文接受与创新的大致风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韩文在北宋得以开启重兴之运,北宋社会背景是不可剥离的因素之一。建国之初,为维护国家及政权的稳定和统一,统治者推行儒家思想,以达到“尊王攘夷”的目的。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文人的地位有了史无前例的提升,科举制度被大力推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翻天覆地的变革也带来了人们对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更强烈的责任感。韩文接受在唐代是曲折的。韩愈“抗颜为师”,“奖掖后进”,恭列其门下的弟子众多,但终因骈文之势的汹涌,韩愈等人前仆后继倡导的唐代古文革新渐告式微。北宋古文家们在这样的唐绪之下拉开了韩文接受的帷幕,他们无不举着“宗经尊韩”的旗帜,一步步地艰难地前进着。宋初,柳开得韩文于天水赵氏,韩文在北宋的重兴之门被开启;继而有穆修等人弘传韩文,至尹洙,与欧阳修并力推广韩文,至仁宗朝时,古文最终争得了话语权。这是北宋韩文接受的缩略图。这缩略图中的主角自然少不了北宋六大家的身影,他们不偏废地接受了韩文中“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等理念。除去“明道”说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紧密配合而适应社会需要外,北宋六大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以各具个性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对韩文的接受与继承。“明道”之文系“言志”之作的深层意蕴也得以被重新发现。创新才是接受的终极目标。北宋六大家的创新之路是本着养道之源的不同,最终使得行文也走着同中有异之路。可谓是“总把新桃换旧符”。新桃之所以能换旧符,是因北宋六大家经验视野的各异,接受意识也因而有所转变,故韩文不断生出崭新的意义。所以在北宋六大家更新韩文生命力的同时,也使继往开来的韩文接受者、创新者获得了源源不竭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