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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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营养保障和食物供给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人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然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城乡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我国部分居民营养健康问题尚未解决。与此同时,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家庭食物消费水平以及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带来农村内部食物消费不平等状况的改变。目前,关于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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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营养保障和食物供给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人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然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城乡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我国部分居民营养健康问题尚未解决。与此同时,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家庭食物消费水平以及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带来农村内部食物消费不平等状况的改变。目前,关于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费结构与耐用品消费等,对于外出务工是否带来消费不平等状况改善的研究还较少涉及。在此背景下,探究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及其不平等的影响,有助于推动农村地区共同发展,对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及其不平等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及其不平等影响的综合效应及其异质性。具体而言:首先,本文基于消费理论与劳动力转移理论,梳理并阐述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影响的内在逻辑。其次,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控制方程法与RIF回归,从人均自给食物消费、人均外购食物消费与人均总食物消费三个维度实证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及其不平等的影响。再次,本研究通过异质性分析,检验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及其不平等影响的代际差异与地区差异。最后,通过整理实证结果,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留守成员的人均自给食物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人均在外购买食物的消费以及总食物消费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农村家庭食物消费还与其个人与家庭禀赋密切相关:从户主特征来看,年龄大且已婚或同居的男性户主,对农村家庭人均自给食物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金融资产对三个维度的农村家庭食物消费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对农村家庭人均总食物消费及外购食物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自给食物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土地资产对农村家庭人均外购食物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与地区差异。从代际差异来看,外出务工对青年组农村家庭三个维度食物消费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外出务工仅对中、老年组农村家庭人均自给食物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地区差异来看,外出务工有利于显著增加西部地区农村家庭三个维度食物消费。外出务工还有利于提高东、中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均自给食物消费水平,但不利于东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均外购食物消费水平的提高。(3)从不同分位数来看,外出务工仅在10%、25%分位上显著增加农村家庭人均食物消费;从方差和基尼系数来看,外出务工降低了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不平等。此外,农户家庭禀赋也会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不平等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家庭少儿规模、家庭金融资产及家庭土地资产的增加均能降低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不平等;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不利于改善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不平等。(4)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同样存在代际差异与地区差异。从代际差异来看,外出务工对青年组家庭农村人均总食物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于中、老年组家庭,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人均总食物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地区差异来看,外出务工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均总食物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于东、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1)丰富农村食物获取渠道,提高农村居民食物的可获得性。拓宽农村居民食物购买渠道,丰富食物消费种类。(2)重视农村中、老年家庭食物消费状况,利用多种方式加强中老年人食物营养与安全教育的力度,引导农村中老年群居民均衡饮食。(3)关注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鼓励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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