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大家有目共睹了集资诈骗罪的发生率不断提高,“曾成杰集资诈骗案”是我国最后一个因集资诈骗罪被核准死刑的案件,自然会引发法学界不同声音的出现。集资诈骗罪是非法集资系列犯罪中的重要罪名,在公检法的认定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此外,集资诈骗罪在2015年刑九修正案实施之前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刑九后至发稿日前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涉及到对犯罪分子生命权利的丧失、人身自由的剥夺,因此对该罪名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以研究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为出发点,分为从问题的提出、争议焦点分析、具体案件评析、问题的解决方案等四个组成部分进行来论证。本文志在逐一剖析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争议,如客观论罪、二阶层犯罪构成、混淆非法占有目的在民法和刑法的内涵和外延、间接故意不能成立诈骗型犯罪、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点认定不准、脱离主客观一致而盲目适用条文来推定等。本文也试述了民间融资、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的界限,在刑事判决书中需要充分论证,以法以理服人,在缺乏“挪用集资款罪”、“毁坏集资款罪”、“过失致使集资款亏损罪”等非法集资系列罪名时,更要合理运用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及其两罪的量刑结构,考虑制定受害人当股东的救济机制以减少受害人实际损失,采用反推定的方式加强判定集资诈骗罪的双重论证力、用刑法思维来思考非法占有目的等方式提高适用集资诈骗罪的准确率和减少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过程中产生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