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赃”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盗窃、强盗、贪污等罪名的概括表达。它是一个囊括了严重有损于国计民生的重要犯罪的罪名。我国古代，惩贪肃贿的法律规定繁杂，法律实践丰富，法律理论也较发达，本文鉴于篇幅所限及论文主旨所在，故另辟蹊径，试从惩贪肃贿的角度着手，分四个部分考察中国古代关于“六赃”罪的法律规定与实践等内容，以期对当今反腐，能有所借鉴。第一部分，阐释“六赃”的含义。西晋张斐注《泰始律》时解说“赃”：就是“货财之利”。唐律首置“六赃”罪名，用以惩罚六种非法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即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以及坐赃，为后代所沿用。第二部分，阐释“六赃”罪名的法律规定与实践。夏朝“贪以败官为墨”就是关于官吏贪污的规定。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六赃”罪名的滥觞。商朝建立后，为惩治国家官员的职务犯罪，定“三风十愆”罪。西周《吕刑》则规定了“五过之疵”。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相关的成文法规定。这一时期，“六赃”罪名所涉的内容主要见诸于战国时期李悝编撰的《法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六赃”罪，制定了系统严格的法律制度，建立了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并且将官箴法律化，呈现出系统严格化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惩贪措施有二：第一，是严密的刑网及严厉的惩罚。第二，注重提高官吏俸禄以防贪污。以北魏为代表。隋唐是“六赃”的正式定型时期。唐律首置“六赃”罪名，在从严整肃吏治方面，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超过了以往各代。宋辽金元时期是继承发展时期。宋代则呈现出严惩盗贼宽纵官吏的特点。明清代是“六赃”制度的拓展深化时期。明代又呈现出重典治世的特点。清代，惩贪肃贿因袭明制，并且在严密法网，严以执法以及厉行监察之外，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推行高薪养廉制。第三部分，是三朝“六赃”罪名之比较，主要是唐宋、唐明之比较。比较二者的异同，对深入了解“六赃”罪名会大有裨益。第四部分，是研究“六赃”罪名的法律规定与实践的历史意义。首先，当然不能忽视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法律本身存在平等与特权并存的矛盾；专制制度具有皇权与法律的较量的局限；历代立法呈现前期清明与后期混乱的现实。当然，更应注意的是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启发我们当今反腐：要以法治吏，制度严密使之不能贪；要厉行监察，惩前毖后使之不敢贪；要高薪养廉，衣食无忧使之不必贪；要提倡官箴，道德约束使之不愿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