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生了一场由对抗走向合作的深刻变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贯彻的“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改革思路,简化了诉讼程序,提高了诉讼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我国目前“案多人少”的局面,实现了案件繁简分流的目的。但是程序的简化也压减了当事人行使权利的空间,这一点在被害人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认罪认罚制度强调控辩双方的合作,却未明示被害人的应有地位;各种快速审理程序在设计上对被害人的各项权利保障不到位;司法实践中实务部门有意或无意漠视被害人的作用,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关涉被害人自身的权益,也势必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实现。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一,保障其权利已成为世界共识,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已经开始注重被害人的程序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从行使诉权的角度必须强调被害人的利益,但同时基于诉讼效率的考量,被害人诉权行使也需要有所节制,建立起特殊的利益平衡法则。具体而言,应当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理论依据,设定被害人参与合作性司法的“底线权利”;在此基础上,检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对被害人权利行使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明确被害人权利保障对于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意义;最终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确保其在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参与度,以此保障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合法地位,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