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策引导清洁技术创新已成为各国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然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环境政策如何兼顾经济发展?我国近年来的环境政策是否有效引导了清洁技术创新偏向?本文试图以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来探讨该问题。本文以Acemoglu(2012a)提出的环境两部门模型作为理论分析基础,将相关政策引入该模型中,构建关于政府、两部门产品(清洁产品和污染产品)中间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内生增长模型,理论层面分析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引导清洁技术偏向的作用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环境政策分为增加污染部门生产成本以及增加清洁部门收益两种类型,政策的实施直接作用于两部门的生产,间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两种类型的政策组合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研究分析表明,当两种中间投入品为互补品时,在污染技术占优势的情况下,对于清洁技术的补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而此时对污染部门征税越高,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当两种中间产品为完全替代品时,在先期污染技术占据优势,以及中间投入品对总产品的贡献率较低时,在对污染部门征税较少的情况下,对清洁部门的补贴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较弱,但是当对污染部门加大惩罚力度时,对清洁部门的补贴将对经济总量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而当两种投入品对最终产品的贡献率较大时,在任何水平上对清洁部门的补贴以及对污染部门的征税都对经济总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通过对我国28个省份2005—2015年间汽车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潜在的市场消费需求以及石油价格上涨均能促进清洁技术创新,但是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汽车行业的规模对两类技术创新的作用均不显著。相关环境政策与清洁技术创新和传统技术创新均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但并不能说明技术创新不存在路径转移的问题。分析结果认为,研发补贴和消费优惠政策等都应侧重于清洁技术创新部门,逐步缩小两类技术创新的差距,削弱传统技术前期的优势地位。环境的末端治理措施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直接手段,其效果不及源头治理显著,但是对于清洁技术创新依然存在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