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华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引起了中国文化界、文学界、思想界等领域的广泛关注。泰戈尔在中国遭遇了鲜花、掌声、赞扬、崇拜、认同、贬损、批判、攻击、否认、谩骂等多种态度并存的特殊“礼遇”，这在中国文坛上是少有的。中国知识界人士对待泰戈尔来华有着不同的态度，存在着很多的误解，但这在一定的侧面反映了他们为中国现代化历程所做出的努力，在充满矛盾冲突的道路上，奋勇展示自己的观念，是坚守自己的立场和期盼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亚洲，泰戈尔都始终不渝地倡导自己的东方文化思想。他思想中静谧、和谐的东方文化色彩以及提倡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的论调，曾一度迎合了西方社会和民众对东方文化的想象，但是这种论调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复杂的中国，很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时强势传播的西方文化、“五四”的狂飙突进精神、渐趋强大的革命思潮均占据着中国文坛，“启蒙”与“反传统”的思潮在中国文坛居于主流地位，这使得中国文化界、文学界、思想界等领域对泰戈尔在华期间所提倡的东方文化论调持巨大的争议态度，这种争议的背后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东西方文化资源的借鉴问题，以及传统悠久的民族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问题的学理性探讨和研究。基于时代和个人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坛当时对泰戈尔来华事件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通过对泰戈尔来华事件背后的实质性问题的挖掘和还原，重新思考东西方文化资源，能够为我们研究中国当下文化的走向和重建工作提供了诸多可行性的思考，也能够为我们更好地将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文学的世界性、时代性结合起来，合理地对待东方文化资源和西方文化资源，促进本民族文化、文学的进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