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是Alternatire Dispute Resolution的简称，多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或“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它是自二十世纪以来为世界各国所普遍存在的诉讼制度以外的各种非诉讼解决程序或制度的总称。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州的法院内附设了仲裁和调解第三人解决纠纷的制度，将ADR作为诉讼程序的一环引入形成了司法ADR制度，又称法院附设ADR(Court annexed ADR)。ADR及司法ADR在西方迅速发展，成为非诉讼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司法ADR有其存在的价值基础，它适应了权利诉求的多样化、利益与冲突的多样化、价值观的多元化、追求及纠纷解决手段多样化的需求。司法ADR对降低纠纷解决成本、方便纠纷的解决、维护当事人的最大利益、克服诉讼裁判固有的弊端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成为我国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制度安排，对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的推进，其弊端愈加明显。我国法院审判程序与调解程序的合二为一，成为其冲突与紧张的根源。法院集审判权与调解权于一身，使其在调解过程中对当事人产生潜在的强制力，侵蚀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调解程序还存在着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当代的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凸显，迫切需要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去化解各种矛盾。所以，我们应以开放的视角，借鉴其他国家ADR及司法ADR的理念，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模式，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中，建立诉前委托调解制度，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构建诉讼和解的独立价值，规范法官的庭审调解。第一、法院、人民调解、司法所、各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互相协作，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合力。在诉前提供经济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建立诉前委托调解机制，使纠纷在法院立案之前解决。诉前委托调解应是一种长效机制，应加强其间的信息沟通、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程序公正等，切实维护当事人利益，促进纠纷的解决。第二、建立庭前附设调解制度(即司法ADR)，由庭前调解机构统一对法院已经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进行调解。庭前调解人员适度社会化，可由退休法官、律师及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组成。其调解机构的组织管理、实际运作与法院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禁止调解人员与审判法官的竞合，保障调解机构有独立的经费来源，保持其中立性及公正性。法院对调解机构人员的选配、程序是否合法行使监督权，对调解协议行使最终的司法审查权，从而保证调解程序的公正、高效与合法。第三、构建诉讼和解的独立价值，使其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和解仅有一条规定，仅宣示了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具体的内涵及程序保证。通过规定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协议的效力、和解中法官的作用及和解协议的履行等方面，赋予诉讼和解独立存在的价值，影响与改变现行法院的调解制度，使法院的调解以法官的主导为中心转变为以当事人为中心。第四、规范庭审调解，保证其调解程序公正、高效，当事人自愿权切实得到维护。除非当事人同意，禁止审判法官担任调解法官。为防止案件久调不决，对调解的期限及次数作出明确的规定，还应制定相应的具体制度及程序。这样，既可促进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又可保证调解协议的权威。通过这些制度的构建，使现行的法院调解构成程序相对独立的四个部分，但又互相配合，促使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发生结构上的变化及制度上的创新，有效地解决社会各类纠纷，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