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家族上市公司政治策略视角的供需双维度审计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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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审计是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监管力量,以独立第三方地位通过对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进行鉴证、发表审计意见,发挥监督功能和信号传递功能,维护会计及经济信息安全、保障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由于审计服务过程的“黑箱”特征、审计报告格式的高度标准化等原因,审计质量不同于审计师行为而无法被信息使用者准确感知,更不可被直接观测。因此,学术界有关审计质量的研究普遍基于市场感知的审计师声誉,选取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如“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作为反映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审计师声誉是审计需求方即社会公众及利益相关者对事务所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职业道德规范活动的整体认知与评价,决定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信度,反映了审计师增强财务报表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能力,可基于需求维度对审计质量进行度量。但伴随资本市场“绿大地”“紫鑫药业”“万福生科”等上市公司与审计师合谋的财务造假案件被财经媒体频频曝光,一系列大规模所如中天勤、深圳鹏程、立信、瑞华等接连遭受吊销执业资格、行政罚款乃至被暂停承接新证券业务等行政处罚,致使“市场感知的审计师声誉可有效度量审计质量水平”这一基本假定受到审计实务和经验研究的不断挑战和质疑,也激发了监管部门和学术界探查审计供给主体微观运行机制特征、打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黑箱”的强烈意愿。近年来,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国家新常态下新的政策着眼点;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成为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加快形成基础制度扎实、产权保护制度完备、市场资源配置充分有效、监管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独立审计制度是资本市场经济信息保障的重要制度安排,作为独立审计制度的载体,注册会计师行业更应围绕提高审计执业质量、优化独立审计职能目标开展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顺应政府主导的“诱致性”规模做大的产权变革进程中,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和内部治理的“黑箱”问题逐渐凸显;有关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合伙人利益分配及权力决策机制失衡、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失效等对独立审计执业质量和行业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不断得到监管部门的重视,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备非常迫切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提升经济信息质量保障水平、推进全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效率效果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在有效审计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事务所会在维持生存及坚持审计质量的双重压力下会自主对审计质量做出不同路径的价值判断,形成具有“质量导向”与“利益导向”特征的价值逻辑,从审计供给维度表征了事务所对审计质量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影响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执行效果,最终决定审计质量水平。因此,对我国独立审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优化探索、打开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和内部治理的“黑箱”、探究审计质量的本质,扩展审计质量指标体系理论框架,须从价值逻辑这一事务所持续经营起点进行重新切入和思考。独立审计供需关系描述了审计服务经济价值实现的基本规律;在制度经济学框架下,独立审计功能的发挥显著受制于制度因素的影响和干预。政治关联是我国资本市场带有浓厚制度特色的企业特征,也是企业运用政治策略的最常用方式之一。由于民营产权主体与国有产权主体相比更遵循市场运行规律、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其更高水平的会计信息的契约功能会产生更高的独立审计需求。因此,在转型经济时期制度环境的诸多缺陷引发民营产权歧视和资源配置“主从次序”分配特征的背景下,作为独立审计需求主体,家族上市公司对政治策略的考量和运用显著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契约功能和质量水平,同时对独立审计监督和信号传递功能的发挥程度施加了干预。因此,在我国转型经济时期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尚待提高和完善的现实背景下,有关企业政治策略对会计信息质量以及独立审计需求的影响机理的研究还尚待厘清和深入探究;独立审计功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企业政治策略的干预也尚待挖掘。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的基本研究问题为:基于家族上市公司政治策略的视角,不同审计师声誉水平与不同特征价值逻辑的审计师,能否均对家族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功能?也就是说,在制度环境干预下,审计师声誉水平与价值逻辑特征能否分别作为需求维度和供给维度对审计质量的恰当衡量?具体地,本文首先基于制度经济学的政府理论和寻租理论,以“扶持之手”与“掠夺之手”模型为出发点,梳理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从审计需求维度出发,分析了不同声誉水平的审计师在政治关联干预下对家族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约束功能,以及政治关联特征对企业审计师声誉需求的影响机制,考察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的替代效度;另一方面,基于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和产权理论,开创性地探索了会计师事务所价值逻辑本质在质量控制和内部治理中的多维度表现特征,及其对最终审计质量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尝试探索了会计师事务所价值逻辑在政治关联的干预下对家族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约束功能,验证了独立审计市场审计师声誉与价值逻辑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化治理功能,探索了审计供给维度的价值逻辑对审计质量的替代效度。基于上述逻辑分析,本文开展了以下四方面的实证检验:第一,以政治关联和盈余管理异质性为出发点,考察了家族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联对“机会主义”“信息决策”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作为企业声誉机制之一,能够对损害企业价值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起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对机会主义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提升盈余管理的信息含量,充分发挥“自律治理”功能,对企业内部治理和会计信息质量起到约束作用。其次,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家族上市公司在经营状况、发展潜力、内部治理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更差,且缺乏披露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动力,引起会计信息质量显著降低及“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倾向,加剧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支持了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寻租”和“庇护”效应。最后,行业商会类政治关联可促进企业信息交换和竞争优势,为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起到显著“扶持”作用;为避免被信息使用者认定为企业“经营不善”而“用脚投票”、达到盈余预期,有动力提升信息决策盈余管理水平。第二,基于政治关联和盈余管理异质性特征,考察了家族上市公司政治策略对审计师声誉需求的影响机制,以及审计师声誉在政治关联干预下对家族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约束水平。研究发现,首先,代表委员政治关联对审计师声誉的需求来自于为满足信号传递需求的直接影响和来自于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自律治理”作用的间接影响;此时高声誉审计师主要作用为信号传递,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功能随之消失。其次,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会为了规避高声誉审计师的监督功能而主动降低审计师声誉需求;同时高声誉审计师在行使监督功能时会受到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施压,因此选择性地缩小对盈余管理的监督范围。最后,行业商会类政治关联对家族上市公司“扶持效应”显著,需要聘任高声誉审计师满足信号传递需求;高声誉审计师也不会迫于压力而缩小对盈余管理的监督范围,可对整体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实施有效监督,发挥抑制功能。第三,基于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员工问卷调查结果和专家访谈结果,从质量控制和内部治理维度构建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价值逻辑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行业整体层面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质量导向”与“利益导向”价值逻辑存在明显冲突;这种潜在冲突会影响员工职业认同、组织认同以及对独立性的坚持;高质量事务所可做到质量和利益的平衡,倾向“质量导向”;但低质量事务所并不能有效协调质量与利益的矛盾,带有逐利特征的“利益导向”较为明显。这一结论证明了价值逻辑可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衡量。第四,基于事务所价值逻辑视角,以异质性的政治关联和盈余管理为出发点,考察了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上市公司与不同价值逻辑特征事务所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博弈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家族上市公司存在有效的对高声誉审计师的信号传递需求,但并不倾向主动聘任具有“质量导向”价值逻辑事务所行使监督功能;“质量导向”事务所也倾向选择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家族上市公司,发挥独立审计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功能。其次,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上市公司为避免违规行为和会计信息质量低下被曝光,对“质量导向”事务所唯恐避之不及,表现出对“利益导向”事务所的强烈选择意向;同时“质量导向”事务所也为了规避高审计风险而排斥这类客户。但“质量导向”事务所若承接政府官员组公司,其风险应对过程也并不会显著受到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施压。最后,行业商会类政治关联家族上市公司对“质量导向”事务所也不存在有效监督需求,同时由于盈余管理水平较高而间接规避“质量导向”事务所;而“质量导向”事务所更愿意选择这类客户,并发挥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总之,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不论是否建立了政治关联、建立何种类型政治关联,整体并不具备对高质量审计师的有效监督需求,甚至对重视执业质量的事务所有意排斥;高声誉审计师并不具备选择客户的权利,而客户选择权则在于重视审计质量、质量控制严格的事务所,这类事务所会有意识对客户进行充分风险应对,谨慎选择上市公司客户;并在执行审计程序的过程中不受政治关联的施压与“干扰”,充分发挥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保障功能。本文的研究创新及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基于我国监管部门主导推动的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的政策制度背景,对应选取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性的研究样本,本研究率先尝试打开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供给主体的执业“黑箱”,对我国独立审计供给主体的微观运行特征进行探索,采用问卷调查与专家访谈等多种方法进行量表开发过程,获取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及内部治理特征一手数据,开创性地探索了会计师事务所“质量导向”与“利益导向”价值逻辑的潜在矛盾和冲突,以及这种价值逻辑冲突对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机理,探查了审计质量的本质,实现了从供给维度对审计质量的替代衡量,验证了事务所“以质量为先”的经营理念对保障审计质量水平的作用,充分肯定了监管部门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第二,本研究首次基于审计供给维度的事务所价值逻辑特征,对审计质量水平进行供给维度的验证,考察了异质性政治关联对会计师事务所价值逻辑特征的互动机制,同时验证了事务所价值逻辑与审计师声誉水平在家族上市公司政治关联影响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化治理效果;首次扩充审计质量的研究维度,分别检验了需求侧审计师声誉与供给侧价值逻辑对审计质量的衡量效度,证实了我国独立审计市场中的确存在“审计师声誉与事务所价值逻辑产生分离”的现实状况以及二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监督功能的差异,侧面肯定了事务所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制度和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对保证和提升执业质量的积极作用。第三,本研究基于转型经济民营产权歧视和资源配置“主从次序”分配特征背景,首次对政治关联和盈余管理异质性进行全面定义,通过对政府行为基本理论分析,构建了政治关联“效率”机制、“寻租”机制对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信息决策”属性的作用机制框架;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对民营经济主体的“扶持之手”与“掠夺之手”效应。第四,本研究拓展并完善了政治关联作为替代性产权保护机制对市场感知的审计师声誉的直接需求路径,以及通过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对审计师声誉的间接需求路径;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家族上市公司对独立审计的需求机制,同时考察了不同声誉水平与不同价值逻辑特征的审计师在企业政治关联异质特征下对会计信息质量监督功能的差异化表现,丰富了制度环境对独立审计制度需求机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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