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陆续开始了治道变革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政府经济行为及经济职能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国来说,在改革开放前,政府部门统治管理一切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特点。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部门掌握着全社会大部分资源的配置、使用和分配,对社会财富拥有绝对支配权,市场与社会力量事实上不存在,也就更谈不上发挥作用了。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是,在GDP赶超战略快速推进的同时,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与社会和谐相悖的变异现象,比如产业结构畸形、“三驾马车”跛足、房价物价高涨、保障体系残缺、高碳经济引发严重污染、社会资源浪费严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悬殊、很多劳动者还不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等。而所有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增进民生福祉,导致政府行为发生变异。而人的发展迫切要求改变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倾向,实现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主旨的经济转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因此,从我国的特定国情和经济环境出发,客观认识我国政府经济行为运作现状,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当前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去评估政府经济行为,是中国改革大趋势的必然要求,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选择了公平与效率的视角,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或最优组合为价值取向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与现实研究。现将本文主要内容和观点概括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公平、效率与政府经济行为。主要对政府经济行为、公平及效率分别进行考察和阐释。在对政府经济行为、公平、效率等概念及范畴进行界定和解读的基础上,分别从马克思经典作家和西方学者的角度阐释政府经济行为理论、公平理论及效率理论,以此为文章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第三章,政府经济行为的历史演变。主要依据时间发展脉络,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的主线,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转轨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经济行为演变进行梳理,分析不同时期政府经济行为的行为背景、行为特点及运作结果,借以体现不同时期政府经济行为公平与效率间的动态选择倾向。第四章,政府经济行为的客观认识。这一部分的具体思路是沿着起点—运行—结果这一主线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进行考察,进而形成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客观认识。首先分别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探究政府经济行为存在的前提及其合法性基础,进而得出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应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或二者的最优组合。其次,这一价值取向,必然要求我国政府经济行为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遵循职能有界、权力法制、效率提高和社会公平等原则。再次,以政府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和运作原则为衡量依据,对我国政府经济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行为主体效率低下、行为边界突破权力尺度、行为效果忽视社会公平、地方政府“逆向调控”等变异现象进行客观阐述。第五章,政府经济行为变异的制度原因。本章主要从制度方面探究产生政府经济行为变异的深层次原因,具体体现为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角色矛盾、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利益冲突、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存在以及政府内部治理机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约束机制的弱化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六章,不同国家政府经济行为倾向比较。如何正确对待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不同的国家受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理念、经济环境和制度体系的影响,其政府经济行为在公平和效率间进行着不同的选择和摇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比较,有助于我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而解决自身问题。这一部分主要选取了美、日、德三个发达国家以及巴西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作为考察样本,通过对上述几个国家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具体状况、发展路径、存在问题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以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第七章,政府经济行为匡正的制度路径。认识到政府经济行为变异、挖掘其产生的制度原因,并非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何纠偏、如何匡正、如何使经济发展的目的回到增进民生福祉的正确轨道上来,才是本文的写作初衷。针对政府经济行为变异的深层制度原因,本章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合理定位；规范政府行为,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引入外部制度竞争,推进内部制度创新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