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兼资合的性质，因此其股权转让制度也相对独特，制度设计时所考量的因素也更为复杂。目前，我国法律对股权内部转让采取自由转让的立法模式，没有进行限制。这种立法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繁琐的法律程序，肯定了股东的自治权。但是股权内部转让可以改变公司股权结构，容易造成股权集中在部分股东手中的情况，从而导致股东权利义务分配不平衡及侵害股东对股权结构的信赖等问题。公司投融资的商业实践中，风险投资机构、基金投资者对公司的股权融资时，通过合同条款对股权对外对内转让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并反映在章程之中，一方面体现了公司自治的商业创新，另一方面从股东固有权的角度考察股权限制的边界。另外，我国公司法对股权转移时点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因此，约定股权内部转让的相关法律规则在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中尚有较大讨论空间。
　　首先，本文以有限责任公司性质为法理基础对股权内部转让是否应该限制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应当将股权内部转让区分不同情况，应当承认股权内部转让限制的合理性。
　　其次，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内部转让可以由公司章程进行限制的语境下，探讨公司章程在股权内部转让中的自治权及其边界，提倡充分发挥公司章程自治的作用。为了防止登记机关不当干涉章程对内部股权转让的合理限制，发挥公司法的指引和示范作用，可以选项立法模式规定之。
　　最后，本文对股权内部转让效力及股权移转的时点进行分析讨论，认为股权变动的债权主义模式和纯粹意思主义模式均有解释上的局限性，股权内部转让引起的股权变动效力认定，应当采取通知公司+双对抗模式，即股权转让的事实在通知公司后即发生股权转移的法律效力，于股东名册变更时产生公司内部的对抗效力，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时，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