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当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之时,他毅然站了出来。梁启超自幼接受启蒙教育,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师从康有为之后,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逐渐接触到西方学术思想,不仅能熟读外文,还能翻译西方著作。梁启超兼具中学西学背景,为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受到孙星衍、俞樾、毕沅、孙诒让等学术巨子墨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受到西方进化论、民权论等思潮的影响,在近代墨学研究的思想家当中,梁启超是第一个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来系统研究墨学思想并自成一派的思想家。因此,梁启超在墨学思想领域的研究标志着“新墨学”思想研究的雏形和开端。在“新墨学”思想研究当中,梁启超取得了诸多成就。为了解决墨学原典《墨经》文词奇奥、晦涩难懂、错乱繁多等弊端,让更多人认识墨学和了解墨学,梁启超在吸收前人校释《墨经》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为满足解放民众思想的社会政治时局需要,梁启超采用中西方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哲学、逻辑、军事、科技等方面重新解读和发掘墨学义理;为了挖掘墨学中的现代思想价值,梁启超将墨学与近代西方思想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墨学中蕴含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梁启超在墨学研究领域论著数量多、学科跨度大、时间长、研究成果丰硕,标志着“新墨学”的开端,为近代墨学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对梁启超“新墨学”思想在创立“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确立墨辩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地位、为救国救民运动提供思想依据、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进程的历史贡献进行客观评价。但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缺乏对传统墨学的批判,《墨经》校注恪守公例亦有失严密,过于强调墨学与西学之同而忽视二者之异。尽管如此,梁启超“新墨学”思想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和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