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狭义国债在经济建设、扩大内需、提高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我国的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然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我国也潜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债或者说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不足造成了我国公共服务职能的长期缺失，社会成本不断积累的恶果开始显现，近几年社会暴力事件的频发，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等一些民生问题最终都转化为了社会矛盾和人民的不满，成为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巨大安全隐患。政府近年来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陆续颁布了加强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十二五”规划等政策文件。近几年我国也有意识的开始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支出也逐步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我国政府目前仍然存在着长期的公共服务职能缺失，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不足。据估计，2001年到2010年间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隐性养老债务就高达87000亿1，医疗保障欠债也至少有数万亿，如果将没有参加保险的农民和个体工商户都算在内的话，这部分隐性欠债估计至少高达200000亿。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这种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本质上是社会成本对财政成本的替代，虽然政府的狭义国债规模较小，但是公共服务支出的不足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近几年来，政府以“扩大内需保持增长”为目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量也逐年提高，虽然以国际标准看，我国的狭义国债规模仍处在合理范围内，但却是在未能充分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社会风险，社会危机的爆发最终也会影响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不仅是狭义国债规模的过大，公共服务职能缺失同样也可能会导致财政危机或者债务危机。因为我国实际的国债应该等于政府的现有的债务加上基本财政职能的缺失（政府负有支出责任而实际却没有支出的这部分）1。又因为财政成本或者说财政支出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狭义的国债规模与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转化关系，在财政收入稳定的情况下，当政府较好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时，狭义国债规模必然会扩大，增加财政成本;当政府较差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时，狭义国债规模较小，但是会增加社会成本。而要衡量我国实际的国债风险，不仅要通过各个风险指标对狭义国债的衡量，还要看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情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国债风险和财政可持续性进行研究。　　首先，本文分别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财政偿债能力以及国有资产存量三个方面用五个指标来衡量了我国狭义国债的规模和风险，并通过计算制定了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警戒值指标（赤字率为3.9％、国债负担率为46％、国债依存度为12.3％、国债偿债率为4.9％），通过与警戒值指标的比较发现我国狭义国债的这些指标中只有国债偿债率指标略高于标准值，又因为我国政府目前有大量的国有资产作为保障，所以认为我国狭义国债规模较小，不具有风险。通过将中国财政支出状况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我国目前公共服务支出水平落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世界各国，尤其在社会保障领域，政府职能缺失严重，日积月累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其次，为了对这些社会成本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本文测算了弥补公共服务职能缺失所需增加的财政支出，用财政成本来替代社会成本，将这些支出作为公共服务缺失的隐性债务加入到实际国债中，最后通过研究在此基础上的实际国债风险，最后得出了我国财政仍然是可持续的结论。并且对我国国债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只要政府保持经济增长率高于国债利率，或者当经济增长率低于国债利率时严格控制赤字率不高出警戒值，那么我国国债规模就可以维持下去，不会发生债务危机。　　最后认为，我国今后在财政支出结构短时间内无法转变的情况下，应该增加狭义国债的规模，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从而来化解因为长时间社会成本积累而产生的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