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国家间的综合实力竞争已演化为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STEM教育作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多学科融合教育,其发展质量直接关乎创新人才培养、科技进步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美国是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国家,在30余年发展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STEM教育政策法案与战略规划,为STEM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STEM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美国市场经济对技术型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也增强了教育服务于经济科技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能力。本研究以美国STEM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结合新制度主义时间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效能理论的分析范式与内容框架,在系统梳理美国STEM教育政策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阐述美国STEM教育政策的变迁主体及动力、政策到实践的转化模式与推进路径,进而理性审视美国STEM教育政策的成效与问题,并提出促进我国STEM教育建设的政策建议。依据时间理论对关键事件和特定时间的研究,以政策权威性和广泛性为依据,研究将美国STEM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与初步发展阶段（1986-2005年）、常态化与蓬勃发展阶段（2006-2014年）和正式化与纵深推进阶段（2015年后）。梳理其嬗变过程发现,美国STEM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地位在逐步增强,存在形式由部门规划报告向正式政策、国家法案演变;STEM政策制定主体更为多元,政策出台趋向于常规化、建制化,并纳入历任政府的“总统备忘录”延续推进;STEM政策目标和内容愈加丰富,由初始侧重高等STEM教育发展逐渐向贯通全学段的一体化STEM教育体系演进,愈发重视基础STEM教育和不同STEM教育层次间的顺畅衔接;STEM配套政策体系不断完善,STEM教师教育政策、STEM教育管理政策、STEM教育质量评价政策以及STEM教育公平政策等相继出台。制度变迁理论从变迁主体、动力、模式、过程和路径等维度对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基本机制进行了理论深描和阐释。基于该理论分析美国STEM教育政策变迁机制发现:其一,美国STEM教育政策的变迁主体多样,包括联邦政府、国会、州政府、学校、企业等多方利益主体。其中,联邦政府、国会是美国STEM教育政策的形塑者,企业、州政府、学校是STEM教育政策的推动者。其二,美国STEM教育政策的变迁动力是国家利益。其三,与美国以往的教育分权传统有所不同,STEM教育在政策实施初期,变迁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进与其他利益主体对参与政策制定的强烈吁求,美国STEM政策变迁走向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相结合的路径。其四,美国STEM教育政策变迁过程呈现出间断——均衡轨迹,即渐进性与突变式循环相平衡特点。其五,美国STEM教育政策是对自《国防教育法》以来的美国科技教育政策内容与精神的延续与依赖,一贯遵循了美国借教育科技发展来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的实用主义教育观价值取向。上述特定的政策变迁机制对于美国STEM教育发展具有双向效应。积极效应表现为:美国STEM教育政策为STEM教育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支持、行动方向与发展保障,促成多主体协同参与STEM教育政策改革,促进中小学生数学与科学素养提升,助推更多学生修读STEM专业,为供给高质量STEM人才、储备国家知识资产和提升科技竞争力贡献了明显效益。消极效应表现为:STEM教育政策设计过于功利化;联邦STEM政策预期划定经费与现实投资拨发存有差距,冲击STEM教育可持续发展;STEM教育研究项目互相重合,导致资源浪费和运行不畅;STEM政策执行效果低于政策预期,短期内STEM教育成效和人才质量尚不显著;以及STEM机会不均等对STEM教育质量提升和社会公平公正造成掣肘。与美国不同,我国发起STEM教育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出发点、落脚点有所差异。因此,在借鉴美国STEM教育政策时应立足国情,批判性和选择性地进行特色化构建。总体上,美国的启示在于:其一,树立STEM教育为国家服务的理念,加强STEM教育战略规划设计。其二,完善顶层STEM政策体系,提供完整的STEM制度环境保障。其三,创新STEM政策变迁机制,改善STEM实践运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