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环境治理的正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也是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起点。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质量具有区域溢出的特征,因此政府的干预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与举措通常被认为具有减排作用,然而,有学者指出环境政策有可能发生“绿色悖论”效应。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治理手段、环境承载力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各地区环境治理存在显著差异,如此,便引发一个充满争论且有趣的议题:在中国环境规制程度差异下,中国环境治理是否发生了“绿色悖论”效应?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体制是否促进了环境保护?本文首先分析了央地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STIRPAT模型,验证中国环境治理是否存在“绿色悖论”效应,厘清央地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然后,关注于环境治理不同主体的行为特征,基于利益均衡视角,沿着中国环境治理实践,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模型和经济偏好地方政府与环境偏好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我国环境治理过程中各方博弈主体的损益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治理存在一定的“绿色悖论”效应,央地分权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关系,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加剧了环境污染。分区域看,央地分权对西部省份影响较为显著,央地分权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直接效应来看,西部地区呈现出“绿色悖论”效应,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方环境治理未发生“绿色悖论”效应;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间接效应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结构调整作用明显。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可以增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努力程度,且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间存在替代效应;地方政府具有天然的逐利本性,缺乏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调控机制使均衡状态向着地方政府积极治理环境的方向转变,实现“帕累托改进”。最后,基于实证分析和博弈分析,从厘清央地权责边界、构建统一的环境监管体系、培育低碳文化等方面优化“绿色悖论”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