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缔约制度以纠正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磋商对等性障碍为手段,保障消费者获得水、电、气、热等基本生活资源供应,平等享受医疗、教育、存款、通讯、邮政等普遍基础服务,有利于消费者福祉,且利于契约自由从形式走向实质。此外,对于法律未有明文规定,但经营者以悖于公序良俗之方法歧视消费者等情形,司法者有权基于法律原则、条文的具体解释并结合具体案情酌情判予消费者强制缔约请求权,保障消费者的人格平等权益。尽管强制缔约制度事关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并具有匡正契约自由之功能,截至目前,我国现行法中的相关规则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其一,多为不完全性法条,缺乏法律后果的内容,且无法通过不同法条、法律要素的相互关联实现法律规则的规范功能,构成真正的法律漏洞,不但消费者无法独立援引作为请求权基础,且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援引裁判规则混乱且有误的现象。其二,即便是完全性法条,也多仅涉及行政和刑事责任,没有规定民事责任,消费者不享有民法意义上之请求权,不符合强制缔约制度作为民事制度的私法本质。民事责任之空白,使得强制缔约制度的功能和价值大打折扣,故有必要对强制缔约制度进行解释完善。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三章,其中第一章首先对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性质进行探讨。本章第一节组合制度的规范意旨、缔约的义务来源、责任的构成要件、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及责任的承担方式等多个角度对现行学说逐一批判、反思,认为适用违约责任说拟制双方当事人存在合同关系违背私法自治原则,以及责任发生于合同磋商阶段故合同未订立的客观事实;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说存在无法赋予消费者缔约请求权,且损害赔偿的范围无法覆盖合同履行利益,故而无从解决消费者要求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核心问题;适用侵权责任说存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以及消费者需负担证明实害结果、主观过错等举证责任的问题,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进而主张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应强行纳入既有责任的范畴。本章第二节在第一节的基础上,论证强制缔约义务属于“统一法定保护义务”的范畴,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是一种覆盖合同订立和履行利益的信赖责任,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承担“履行的信赖责任”,要求与经营者“强制订立合同”,实现强制缔约保护消费者基本生存利益的直接目的。本文第二章对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成立要件展开研究。首先,该章第一部分将经营者负有强制缔约义务的消费者合同类型化为垄断经营的准公共产品或服务合同、垄断经营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合同以及非垄断经营但涉及消费歧视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合同,提出垄断经营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合同中涉及的强制缔约义务强调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强制缔约义务,不产生民事责任,仅垄断经营的准公共产品或服务合同和非垄断经营但涉及消费歧视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合同涉及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承担,且后者的承担以高度人格关联性为前提,否则对契约自由原则侵害过甚。其次,本章将民事责任之成立要件类型化为经营者负有强制缔约义务、经营者存在义务违反之行为以及消费者缔约请求合法且具履行可能性并逐一进行分析、明确,强调责任之承担要求经营者客观存在实质违反义务之行为,与默示承诺、意思实现等合同已成立故不再产生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情况相区别,并进一步提出消费者的缔约请求应以合法且具履行可能性为前提,否则强制缔约之“强制”没有实际意义。本文第三章对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进行探讨,基于损害赔偿法“全部赔偿”的理念,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尝试证成“强制订立合同”系“恢复原状”和“排除妨碍”的责任具体形态,系实现“完整利益赔偿”的实现路径,进而证成“强制订立合同”是民事责任的必要组成部分,以解释出消费者在经营者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情形下享有民法意义上的请求权,得请求经营者订立合同,与赔偿损失组合运用,获得民法上的救济。如此一来,可以充分发挥强制缔约制度纠正磋商对等性障碍、匡正契约自由的目的,以防单一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限制了强制缔约制度的价值与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