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从诞生之日开始,便面临了诸多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当属这项技术带来的风险问题。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后,是否会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对人类健康构成伤害。这些一直都是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我们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层面来讲,转基因技术是否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风险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转基因技术当前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开始演变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因素的复杂社会问题,关乎的是国家、转基因技术拥有者、转基因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转基因技术的安全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当前政府与社会对这项技术的风险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以转基因技术的风险防控作为最终解决目的,结合了当前世界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技术的风险特征,分析转基因可能会给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带来的潜在风险。借鉴以贝克与吉登斯为首的风险理论学家的一系列观点,提出了转基技术风险的防控措施。转基因技术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基因逃逸、杂草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超级病毒、土壤系统遭到破坏等风险;对人类健康带来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下降、食品营养失衡、食品可能存在毒性与过敏反应等风险;对经济带来经济损失、贸易威胁、支持派与反对派关于利益的争论、跨国大公司持有大部分技术专利等风险;对社会带来法律不健全、代际伦理、宗教分歧等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然方面转基因技术可以打破物种界限的特征,从而改变了物种的进化方向与速度,在带给人类便利的同时会引发诸多潜在的危害与负面效应;政治方面,发达国家持有大部分的转基因技术方面的专利,政府与大型企业控制着最先进的转基因技术,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贫困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上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科学与商业的联姻,为了巩固政治权利,放任不管;经济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经济上的博弈,持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挤压与打击。同时转基因技术开始产业化之后,在给每个国家带来商机的同时,传统的经济模式遇到了新的挑战;哲学方面,哲学学者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对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定义为一种实质性危害,认为不符合伦理学的原则。同时推崇“科学”与“审慎”原则,需要对转基因技术应用于产业化之前进行一个全面的安全性伦理考评;宗教方面,存在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但含有被宗教人士所禁忌的食品的外源基因转移到了他们平时所食用的食品中,就会遭到宗教人士的反对,如果一味不采取标识制度,很可能会引起宗教分歧,引发社会矛盾。在研究转基因技术风险问题时,本文将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作为一项重点进行研究,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行为。1988年6月,克拉克大学和决策研究院的研究者们卡斯帕森和伦内等人提出了一种称为“风险的社会放大”新的风险分析框架,用来分析技术、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以及心理等各种因素在风险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针对这一理论,笔者认为,当前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风险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技术本身,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层面的风险扩大。转基因技术从出现到现在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环境污染等直接影响,但是转基因技术却引发了明显的次级影响。转基因技术当前并没有真正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更多的是这一技术恐惧心理的一个不断放大的过程。因此把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作为研究转基因技术风险防控的切入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带入作用。本文重点讨论了转基因技术风险防控的路径。基于对转基因技术风险防控的表现形态与可行性分析,以加强对转基因技术风险的防控能力为主要目标与原则。分别从社会层面提出了制度创新、明确标识制度、健全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参与、政府提高治理能力、重视公众作用;从法律层面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健全法律体系、制定完善转基因安全风险应急管理制度、完善转基因技术安全风险损害责任立法;从经济层面提出了加强经济控制、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与修改、合理利用技术壁垒;从文化心理层面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以及这一机制带来的启示,建立信息的披露制度、加强网络媒体的建设,文化心理上的重新认知,正确的传播舆论引导。通过研究社会、法律、经济、文化心理四方面的风险构成,提出转基因技术的风险防控之策,从而加强转基因技术的风险防控能力,提高转基因技术风险防控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