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深刻反思传统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政策的不足,不断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的运用。2010年,《巴塞尔Ⅲ协议》获得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各方代表的一致同意,它成为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个标志。中国的探索和实践走在国际前沿。早在2009年,我国开始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并在2011年正式出台动态差额准备金调整和贷款合意管理制度,2016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2017年10月正式确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尽管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实践在不断地丰富,但是相关的理论还不成熟,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也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工具分类、盯住目标和有效性研究的文献,以及比较系统地归纳分析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历程、宏观审慎工具的应用现状及运行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加速器”和“银行挤兑理论”等经典理论,阐释宏观审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流动类、资本类、信贷类和税收类工具的传导路径。论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采用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一是流动类、资本类和信贷类工具对信贷、房价和资本流动的有效性,二是在加入货币政策之后,进一步实证研究各类工具对不同目标的有效性问题,三是构建金融稳定指数,对有效性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论文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在宏观审慎工具的倾向性方面,流动类、资本类工具侧重于盯住房价增长,而信贷类工具侧重于盯住信贷增长。在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方面,信贷类工具的有效性较高,而流动类和资本类的有效性较低,加入货币政策之后,流动类工具的有效性减弱,资本类和信贷类工具有效性增强,“双支柱”体系既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与资本类、信贷类工具的协调性,又要注意克服货币政策对流动类工具的负作用。最后本文从5个方面对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实践提出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