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在《民法总则》中被纳入非营利法人下的捐助法人范畴,基金会的私法主体地位和法律属性得以明确。但是实践中基金会对财产的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各种慈善事件频发。现实的困境源于制度的困境。基金会的核心功能在于对财产进行安全、有效的治理,但《民法总则》的规定并不能自动引起基金会财产治理行为的优化,因此,有必要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受赠财产的属性,围绕捐赠人、基金会、受益人构建起理性的权利义务规则,共同发挥他们对财产的治理作用,以完善基金会的财产治理结构。用公益信托的理论和制度构造基金会的财产治理结构既有现实的必要性,又有理论的可行性。公益信托作为基金会的最佳替代者,其二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重要议题。但当前我国关于二者关系的主流学说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陷入制度移植冲突和孤立法律研究的误区,反而造成公益信托制度在我国的“架空”。一方面,公益信托与基金会有着趋同化的发展,历史上基金会植根于信托的土壤;另一方面,公益信托与基金会在组织特征、内部治理结构上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公益信托与基金会之间并非孰优孰劣的关系,而应该是融合发展,互补互利的关系,公益信托的法理在慈善法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应将公益信托的理论和制度最大限度地融入到基金会制度中。融合的具体做法是,在明确基金会财产的信托属性的基础上,围绕捐赠人、基金会、受益人构建信托法律关系,配置信托权利义务,并引入信托监察人制度。首先,应明确基金会财产的信托属性。基金会财产具有独立性,其独立于捐助人、捐赠人、基金会的管理者及受益人。同时,基金会财产权利具有不完整性,基金会管理者只能对财产在捐赠目的范围内进行管理、使用和处分。这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受托人对信托目的财产的处分原则高度契合。其次,应规定基金会作为受托人对财产的管理义务。基金会立法正逐渐从管制主义向私法自治过渡,基金会法人的私法主体理论不断得到认可,《慈善法》与《民法总则》在基金会的法律体系建设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相关配套措施仍需完善,基金会的受托人地位仍需明确。而基金会作为财产的集合,主要是基金会理事承担管理义务。通过考察理事会在我国基金会中的定位及美国非营利组织理事义务标准之争,明确我国理事义务标准应采受托人标准而非公司董事义务标准。同时用受托人义务对基金会理事义规则体系进行完善和强化,充分发挥理事的功能,保障基金会目的的实现。再次,应规定捐赠人作为委托人对财产的监督权利。分析捐赠人权利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并与信托委托人权利体系相对比,进而完善捐赠人权利体系。同时,近似原则作为实现捐赠人意图的一项重要制度,应实现其在基金会立法中的统一、明确规定。最后,应将信托监察人制度创设性地引入基金会中,发挥其对财产的监督作用。首先厘清其与基金会捐赠信托关系当事人、基金会监事的关系,明确信托监察人制度在基金会中的独特价值。其次对信托监察人在基金会中的产生变更机制以及权利义务规则作出安排,以此充实基金会的监督体系,督促理事恪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