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中合理施用农药,可有效节约劳动、抑制农作物病虫害、减少农作物生产损失、增加农业经济效益。然而,农药过量施用会危害农业生产者健康和食品安全,污染耕地土壤、水资源等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等乡村振兴战略。在此背景下,对农药外部成本及其过量施用进行核算,治理农药大量残留导致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问题,迫在眉睫。为研究农药过度施用量,本文以1991-2015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农药施用量为研究对象,依据空间自相关和冷热点分析理论,借助ArcGIS软件首先对我国农药施用现状及农药施用量的空间分布变化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同时对比分析了各个国家农药监管政策。其次,对我国粮食生产中农药过度施用量进行了估算,发现以往学者对农药使用中的外部成本关注不够,大多从私人角度进行测算,忽略了农药使用中公共利益的损失,对农药外部成本的量化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为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我国三大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为例,应用农药环境测算(Pesticid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PEA)工具和环境影响因子(Environmental Impact Quotient,EIQ),将农药过量施用的外部成本转移为对农药使用者、农产品消费者和环境中非靶标生物的危害成本,,以此测算农药施用中的外部成本。此外,为测算社会和私人利益最大化视角下农药过度施用情况,将外部成本与损害控制模型相结合,估算了农药的最佳施用量和过度施用量。最后,本文选取了苏北、苏中、苏南的沛县、大丰县、启东县、姜堰市、南京六合区、常熟市共六个县市的蔬菜种植户数据,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以锚定效应理论为依据,探索了外部锚定和内部锚定对农户农药过量施用使用行为的影响,从而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我国农药施用现状看,我国农药施用量逐年增加,且空间自相关性逐年减弱,具体表现为:第一,农药施用量较高的地区由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向东北、西南地区迁移;第二,东北地区取代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农药施用的热点地区(施用量新增长点地区),农药施用的冷点地区(施用量新减少点地区)由东南沿海向中部地区迁移;(2)从农药过量施用情况看,第一,水稻、小麦和玉米三类粮食作物农药施用的外部成本均呈现上升趋势,对环境的污染逐年加深;第二,从农药最佳施用量角度分析,私人利益最大化时农药最优施用量总是大于社会利益最大化时农药最优施用量,使得二者在农药最优用量决策中易产生矛盾;第三,不论从社会最优角度还是私人最优角度三类农作物农药施用量均超过最佳施用量,其中水稻的农药过度施用量最多,小麦、玉米次之;(3)从农户农药过量施用行为角度分析,第一,农户的农药施用量决策受年龄的锚定效应较为显著,而性别的作用效果较小;第二,从内部锚角度分析发现,风险规避程度高(高锚值)的农户农药过量施用水平较高,价格敏感程度高(低锚值)的农户农药过量施用水平较低,前者锚值越高锚定效应越强,后者则相反。可知,风险规避程度和价格敏感程度对农户用药行为的锚定效应较强;第三,从外部锚分析发现,农药知识越丰富(高锚值)和农药销售、施用监管越严格(高锚值)时,农户的农药过度施用量较低,说明农药施用技能培训和政府监管力度对农户过量用药行为的锚定效应作用明显,两者均表现为锚值越高,锚定效应越强。依据不同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农药施用量控制措施:(1)不同地区应采用差异化农药减量措施,对东部沿海、东北地区宜采用规模化病虫害防治方式,而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应以生态环境保护为重心施用低毒、高效的低毒农药和生物农药。(2)公共部门应合理规制高毒农药产量,发展低毒农药和生物农药,加强农药施用技术培训和对环境友好型用药行为的引导,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社会化防控,以解决农药过量施用、调和社会与私人利益最大化时农药施用量不一致的问题。(3)应依据农户的不同特征进行分类管理,注重老年农户的农药知识培训,对低毒农药和生物农药进行价格补贴,制定农药施用效果评估标准和农药施用量记录制度等农药施用管理政策,通过科学引导,使农户用药行为更加安全、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