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国资本市场正由核准制逐步走向全面的注册制,伴随着上市门槛的降低,信息披露作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沟通的桥梁,在帮助投资者识别上市公司潜在风险、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现实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却不如人意。本文通过搜集2015～2020年信息披露违规的公司并进行分类汇总后,发现目前信息披露违规的主要表现类型便是延迟披露。与此同时,商誉减值仍然是拖累公司业绩的主要原因之一,继2018年爆发的“商誉减值大潮”,交易所增强了监管力度,表现为对商誉减值问题的关注函数量激增。但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投资者对商誉减值的感知缺乏渐进性,公司往往要等到商誉问题“病入膏肓”才突然对外披露。因此,商誉减值事件常被媒体比喻成“暴雷”,与“业绩变脸”、“股价暴跌”、“股民中招”等词语一同出现在媒体报道上。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分别针对信息披露与商誉减值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针对前者的研究按照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进行赋值量化,将延迟披露的后果概括为“价值隐瞒”。而针对后者的研究大多是从企业合并的视角来探讨商誉减值的成因、减值信息披露之后的即时负面市场反应,然后提出防范商誉减值风险的建议。然而,现有研究尚不能解释2018-2020年期间延迟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13家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本文观测到当延迟披露的对象为商誉减值信息时,其经济后果表现为短期价值错误上涨,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基于该背景,本文将以目前最主要的信息披露违规类型——延迟披露为视角,研究近年来频频出现热门事件——商誉减值。本文依据典型性与研究可行性原则,选择商誉金额重大、商誉减值风险较高、窗口日的信息环境清洁、违规披露日与实际更正日间隔期间无其他重大事件披露的瑞康医药作为案例对象,研究延迟披露的动机及造成异常经济后果的路径。研究发现:第一,通过构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监管者若选择事前监管的策略,一定概率上承担了审计师等鉴证机构的职责,并不能给企业增加违规披露的代价,反而增加了自己的监管成本,因此现实中监管者更愿意采用事后监管的策略;而作为违规披露者的案例公司面临的环境是,其管理层的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关联系数极低、不完善的集体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导致外部投资者损失难以转移到管理层身上、新证券法出台以前监管机构对延迟披露的处罚力度有限、公司为履行及时披露义务的增量成本高、审计师配合管理层实施延迟披露策略仍可免受声誉损失风险。因此,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层有动机选择延迟披露的策略。第二,从企业会计准则角度来看:企业合并后被合并方的业绩信息无法保证单独、持续披露;在或有对价机制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会伴随着较强的主观性;商誉减值测试结果并非强制披露的义务。以上原因都将导致外部投资者无法感知商誉减值的临近。第三,从回复监管问询函的视角来看,案例公司的回函体现了自利性归因,属于违规披露的自我合理化行为。最后,本文分析延迟披露商誉减值为何带来“价值误导”型经济后果。强制披露的第三季度报告中会透露悲观的业绩预期,向投资者传递出巨额商誉减值的可能性,但又在法律规定或市场习惯的最后期限仍不披露减值信息,使得投资者误以为此前悲观预期带来的股价下跌属于“错杀”,由此带来价值的错误上涨。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信号传递理论的内涵,发现企业信息披露的“不作为”动作是传递企业价值信号的新途径;第二,从中小股东维权制度、监管问询函发挥补充披露作用、企业会计准则与上市公司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