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村级解纷体系中,调解制度兼容了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双重属性,在应对纷繁复杂的乡村纠纷时具有天然的优势,因而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从“石村”的社会调解实践来看,村级调解制度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与制度设计的预期效果之间尚有一定距离。按照调解制度的安排,石村的调解工作应当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派出所、司法所、法官便民工作站等多元主体共同主持,对于法律文本及村规民约等多元规范体系综合参引,通过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调解回访考察等长效机制确保调解结果落到实处,在整体上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然而制度运行的实效却并不尽如人意:制度设计的各调解组织及各调解运动所能调动的资源高度重复,无论形式如何变化,从事调解工作的核心人员都是基本固定的。在人情关系盛行的村庄,村民与这些核心人员之间的亲疏远近极易成为影响调解制度运行效果的隐性因素,成为影响调解公正性的隐患;同时,由于调解组织多为自治性质,国家权威的参与度较低,民间权威向来是调解活动的主要支撑。随着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感逐渐下降,民间权威也在逐渐衰落,调解组织越来越难以在乡村地区形成影响力,部分村庄甚至出现了调解制度空置的趋势,村民更加认可诉诸司法机关来解决纠纷。为解决上述问题,使村级调解制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有必要对现有的村级调解制度进行梳理整合,形成更加高效的调解制度体系。首先可以充分调动村庄的核心资源,由政府引导在不同村庄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在资源流动的过程中打破村庄可以调用的调解资源上限。再者为使调解组织形成充分的权威,可以通过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实在化、“村规民约”法治化等措施为调解组织输送法治权威,以应对乡村社会中权威衰退的实际情况。最后,面对庞杂的调解组织与相对乏力的协调机制,可以以制度设计相对完善的人民调解为中心,指引对接其他调解组织,同时可以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相应的职权,使其统一调度协调各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形成高效便捷乡村纠纷化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