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质疑普适性价值规范和体系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兴起,被多元性社会和片段性、不确定性话语非中心化了的碎裂的主体受到学者关注,重新思考日常生活空间建构中人的主体性作用成为后现代城市空间研究的重点。健康地理学在这一思潮下展现出符号性、象征性、文化性与社会性的空间研究趋势,转向对承载文化与主体性内涵、使用者与空间（场所）互动关系的各类健康空间（场所）的探讨,来反思日常生活的常规和实践中人的内在健康需求。在当前“健康社区”这一细胞工程的健康空间实践中,以政府和专家主导的健康的策略、场所规划与设计仍显粗放,注重对健康物质空间的供给与维持,而忽略了居民主体性日常生活行为与情感的健康需求,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区健康（空间）供需失衡、质量效能供给不足等问题。文章以西安紫薇田园都市社区为例,基于阐释人类学中地方性知识理论及其局外人和局内人视角,从影响社区健康空间建构主体行动的根本动因——不同的知识根源和认识模式入手,探讨了不同主体健康理解和观念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作用下健康空间的物质表征与居民主体性健康空间重构,旨在阐明当前城市社区健康空间建构的机制,为当前社区如何协商和权衡空间治理意图与居民健康诉求的问题提供借鉴。在理论方面,文章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论的内部（etic）和外部（emic）认识模式,将社区健康空间建构的主体分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类;借鉴非表征理论从局外人话语的表征和社区居民健康日常生活行为中的非表征两个方面探讨不同主体在社区健康空间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援引文化拓扑学的空间本体论,将主体能动性和情感当做构建健康空间的一个维度。研究过程中,首先,基于话语研究的方法,在政策话语分析中采用健康政策文件作为分析材料,学术话语分析中采用学术期刊文本作为分析材料,探讨两类局外人话语表征下的健康关注重点与采取的健康促进手段;其次,通过问卷和访谈方式调查了当前西安紫薇田园都市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健康的非表征性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局外人和局内人在健康主导思想、健康目标、健康内涵认知、健康行为、健康场所（空间）方面的差异;最后,从地方性知识视角阐释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即健康空间建构动因,以及局外人结构性动力下健康空间生产与空间问题、局内人健康空间的主体性重构。文章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地方性知识视角下城市社区健康空间建构的主体涉及局外人（行政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和局内人（社区居民）两类。其中行政管理者把健康当做一种行政手段,在社区层面强调大卫生视角广义上的居民身心健康;专家学者是健康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政策出台的推动者,聚焦医学、体育学和城市规划学领域知识,旨在促进居民体力活动、提升身体素质;社区居民对健康内涵的认识除了追求身心的健康,还有保持或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经济风险、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诉求,其健康空间与日常生活行为紧密相关。（2）局外人主导了城市社区居民健康实体空间的边界和质量。局外人在社区健康空间建构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其内部之间形成了闭合的沟通环路,局内人难以与之形成互动的路径,缺乏有效的社区参与渠道。居民与行政管理者、专家学者之间的联系处于隐性的联接状态,三者之间形成了三角形的知识互动模式。（3）局外人生产的健康物质空间与局内人日常实践中主观性重构的健康空间共同建构了社区居民健康的拓扑空间。局外人利用政治性和策略性生产的六类健康空间是居民日常健康行为与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中开放性免费场地是居民进行健康活动最频繁使用的场所。局内人一方面寻求社区行政边界以外的健康机会,另一方面主观性重构了行走中的和情感寄托的健康空间。这些不同层面的健康空间的表征与非表征以拓扑形式交织渗透,共同建构了社区居民的健康空间。（4）城市社区居民健康拓扑空间是一种动态建构的集合体,在社区健康空间的实践中,需要将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共同纳入考虑。（5）城市社区健康空间规划中局外人要立足社区地方性知识,积极发挥局内人的主体性作用,把局内人日常生活行为和主体性情感需求纳入考量,构建一种既符合社区居民健康需求又能维持和加强社区地方性认同的健康空间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