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地自我批判、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和自由公正的法治秩序是启蒙运动永不过时的遗产。启蒙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但当理性的工具属性成为终极目的时,这个世界不仅没有实现彻底“祛魅”,反而陷入了自由和平等的悖论。卢梭最先发现了社会的不平等,开启了对现代性批判的先河,法国启蒙时代的终点正是他批判的起点。同时,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主题,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并超越了卢梭对启蒙传统的批判,赋予了“平等”以科学、实质的内涵。卢梭关于平等的独创性研究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其政治哲学也为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卢梭在唯物史观还没出现之前就运用了颇似“辩证”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一些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独到见解,这种蕴含着辩证思想和自我否定精神的历史观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卢梭对专制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深刻批判、对人的自由平等的追求,都成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丰富养料。显然,双方存在着理性文化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马克思运用了卢梭的“个别意志”和“共同意志”的辩证统一的逻辑思维结构,加以改造提出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辨证关系;并运用卢梭分析问题的方法论证了人类解放的重大意义。此外,马克思还继承了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受到卢梭关于立法、自由与平等思想的启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卢梭的平等思想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性质。卢梭以先验逻辑进入历史,将人类社会已然状态抽绎殆尽,其“辩证”的历史观便带有明显的猜测性和情感色彩。马克思则超越了卢梭的抽象人性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托,批判性地吸收了卢梭关于私有制的论述,认识到私有制导致了市民社会的分裂,纠正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结论。马克思还批判性地继承了卢梭的异化思想,认识到分工和私有制作为同一事物的两面在异化的产生和深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从分工和私有制两方面出发,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实现异化的扬弃,实现合乎人自身的本性的复归,进而使人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卢梭脱离现实的人来谈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脱离现实的社会来“运作”平等王国,这场以道德、公意为逻辑支点的复合型革命,构建了没有上帝却有神性的道德共和国,马克思则结合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视角超越了卢梭的理论视域,赋予了“平等”以实质性的内涵,进而将共同体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再是卢梭的道德想象。我们在启蒙现代性的视域中考量卢梭与马克思的平等思想理路,不仅能够彰显马克思与卢梭的继承渊源和创新超越关系,进而清晰地体认出马克思既是启蒙的继承者,也是启蒙的超越者。同时,卢梭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也是与人类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他们所揭示出来的现代性问题仍然尚未解决,其解决方案依然没有被超越,从而在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延续中,不断为新的批判理论提供思想资源。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现代性的事业还尚未完成,在现代性构建的进程中导致的价值虚无主义的处境使得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表现出了巨大的当代意义,并为重建公共价值规范提供了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