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向心观念特别强的文化大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汉族为主的文化中心主义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主导思想，直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崛起。作为抵抗西方列强入侵的有力武器，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传入，从一开始就赋予了拯救中华、重建强力国家机器的历史使命，而在有意无意间回避了民族本来的族裔涵义。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延续到至今，导致人们长期以来对民族概念的界定模糊不清，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在现代国家公民权利框架中的主体意识发生错位，影响了人们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构。特别是那些长期处于文化、政治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对于他们来说，民族意识的广泛传播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　　现代中国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人们的认同感、隶属于一个更大群体的认同感、人们的文化体验、信念和观点不仅仅由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接触所形成，而且也由人们通过媒体所感受的更大的世界所形成。现代化既向人们展示了发生的事情，也向人们展示人们看待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方式。因此，个人的主体性体验成为连接国家、族群、个人之间联系的重要方式。　　本文主要围绕少数民族与现代社会包括国家制度之间的碰撞展开分析，把中国现代化的场景设置在东部发达城市，并以新疆维吾尔族作为典型代表，希望通过维族人到东部城市务工经商的经历，从身份建构的角度去阐述他们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方式和行动策略。一般来说，人们对于新疆维族人的理解要远远超出这个族群本身所要传达的含义，汉族城市居民包括城市管理部门普遍对他们抱有拒斥心理。早在2000年，笔者的导师华涛教授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主持开展了“新疆南部农村维吾尔族青年外出务工经商调查”。在研究报告中华涛教授从动因、管理与发展三个层面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维族农民在城市中的打工情况，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思路，本文所使用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材料基本上都来源于该课题的成果。笔者有幸参与了部分工作，并在导师的安排下进行了一个专题的独立调查，调查研究的成果见本文第三章。　　本文在原项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心理学分析方法，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试图在解释维族农民工所面临的困难、冲突的方式以及决策过程时，做的更加全面和深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城市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在理论建设上，尝试从族群互动的角度去阐释东部城市中的维族打工者对民族制度、民族政策的影响;在方法上，运用博弈论分析一个被打事件的处理个案，重新理解和定位城市中发生的维族流动人口同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　　维族流动人口不是人们过去认为的纯粹的制度破坏者，他们的行动策略是在巨大的城市社会压力下形成的，而这种行动本身是理性的、积极的，是主动以维族这个少数民族族群身份参与到城市主体性建设中去。这是国家公民性质的行为，也是制度创新性质的活动，对于族群互动以及中华民族大共同体的国家而言，意义重大。中国现代的民族问题显然已经不再是外敌入侵的危机，在保障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加强国家认同是大势所趋，这应该是我国全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