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期,台湾在政治、经济上都面临诸多压力。政治上,“退出联合国”及“台美断交”带来的冲击仍然余波未歇,党外势力不断挑战“戒严体制”,国民党当局统治的“合法性”正受到削弱。经济上,第二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滞胀”威胁、劳动力成本增速过快所导致的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二元金融体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爆发的蒋硕杰与王作荣的论战(“蒋王论战”),正是台湾在面临经济与政治双重转型压力下所爆发的一场关于未来经济之路的论辩。“蒋王论战”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四方面:第一、稳定与成长孰更优先;第二、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银行开放民营等);第三、“政府”角色定位(居于主导地位还是尽量减少干预);第四、经济发展路线(先发展重工业重点部门还是根据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循序渐进)。“蒋王论战”是自国民党迁台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学论战。它的意义不光局限在经济论战本身——这是第一次囊括所有影响台湾经济政策制定及发展路线群体的公开辩论。在这次论争中,拥有金融实务经验的“本土”经济学者与在学术上极具权威海外经济学人“各拥其主”,形成鲜明的对垒。媒体在“蒋王论战”从学术论争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方面,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喉舌”,与当局有密切关联的民营报业巨头中时报系、联合报系及本土色彩浓厚的《自立晚报》不但对“蒋王论战”予以追踪报道,而且还不断发表社论,在将此次论战中的各种主张传播给大众的同时,还试图影响台湾民众乃至台湾当局。联合报系及《天下杂志》还多次邀请论战中涉及到的学人或“官员”开办座谈会,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工商业界不断在报纸上表明态度,普通民众也开始将经济政策讨论视为与自身利益相关进而向报纸投书。这次论战还引发了部分学者关于政治议题的关切,他们认为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的议题范畴高度重合,希望讨论可以从经济议题发展到政治议题。“蒋王论战”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在台湾取得话语权的一个例证,即使是坚持“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的“挺王派”,在论战中也没有否认经济自由化存在的正当性。“新自由主义”此后逐渐成为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范式,而带有“政府”管制及“国家”干预色彩的“国家主义”、“三民主义”,甚至“凯恩斯主义”开始逐渐失去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更迭,也催生了台湾经济政策思维基于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本土化”——台湾当局经济政策制定的立足点由整个中国转向台湾本身,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想象”被逐步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