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呐鸥是中国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作家中的重要一员,他在1928、1929年间创办的《无轨列车》与《新文艺》,积极译介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开展了探索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之路的有益尝试。他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的作品,特别是其后结集的《都市风景线》,借鉴外国现代派作家把性爱心理运用到文艺创作上的经验,把“性”作为窥视现代人心灵世界与现代生活的重要窗口,着力表现现代男女的新性观念及都市色情世界。这既是深受西方新性观念影响的现代中国的一个折射,也是刘呐鸥本人性爱观在文艺创作上的渗透。因此,刘呐鸥的性爱观,包括他对性与个人身体、性与道德、性与社会、性与革命的理解,也为解读其小说与刊物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与“新感觉”不同的突破口。本文从刘呐鸥的文艺实践,特别是他所创办及编辑的这两本刊物入手,结合刘呐鸥的创作与翻译,分析其性爱观的内涵,并围绕刘呐鸥切身的痛感及其在日本和上海的体验和经历,分析其性爱观形成的原因及其对施蛰存等人创作的影响。　　 本文认为,刘呐鸥通过其刊物与作品所表现的性爱观与当时中国主流的“集体主义”、“革命文学”的话语主张甚至“灵肉一致”的启蒙话语都有众多不同之处,它是建立在西方现代民主观念和西方心理学背景下的一种紧贴个人身体的性爱观,它承认性源于个人身体的自然本能及其所奉行的身体快乐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与现代都市商业化进程相结合,发展出一套适于现代都市的新性道德及以“轻快简明性”为标志的身体礼仪。而这种具有明显颓废色彩的性爱享乐正是现代都市男女用以缓解其在动荡的社会与资本主义进程中所感到的“不安”的方法,结果却走向了“虚无”,它反映的是现代都市男女在动荡的“革命”浪潮与商业化时代的尴尬处境。这种性爱观的成因,与刘呐鸥个人身心最实切的痛苦有莫大的关系,正是因为无法用外在的理性的东西去超越身心的这种痛感,加上受了日本近现代“性爱解放”、“个人主义”思潮与“非理性倾向”等影响,以及上海“商品化社会”与“及时行乐风气”之刺激,才逐渐形成上述性爱观。刘呐鸥的性爱观及其把“性"运用到文艺创作中的尝试对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与穆时英的都市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现代中国的“性爱文学”、“个人主义文学”提供了珍贵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