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知识分子如何协调民族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非常耐人寻味。那么,在桂林被誉为文化城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欧阳予倩这位戏剧家知识分子又是如何协调上述关系以实现自己的戏剧理想与社会理想呢?这同样是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问题。欧阳予倩是现代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戏剧艺术大师,不仅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在戏曲、电影、舞蹈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同时,欧阳予倩又集剧作家、导演、戏剧教育家于一身,为中国现当代戏剧的发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欧阳予倩一生对戏剧艺术不懈追求与探索,在桂林文化城时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因此,桂林文化城时期是欧阳予倩生命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桂林文化城是中国抗战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具体是指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桂林这个地处中国南方一隅、文化较为贫瘠的小城,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人口剧增,文人荟萃,编辑出版、广播电台、戏剧电影等文化事业得到繁荣发展,从而成为抗战大后方著名的文化之城。欧阳予倩与桂林文化城渊源颇深。早在1910至1911年间,欧阳予倩就因为看望当时出任广西桂林知府的祖父欧阳中鹄到过桂林。抗战时期,在有多种出路供他选择的情况下,欧阳予倩独独选择了桂林,除了抗战烽火激荡出来的爱国情怀之外,早年对桂林的美好回忆可能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欧阳予倩在桂林前后共生活、斗争了七年,是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体中旅桂时间最久的一位。欧阳予倩参与并见证了桂林文化城的兴衰成败,对桂林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欧阳予倩与桂林文化城已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和中国抗战文化史上一段传唱不息的佳话。欧阳予倩通过桂剧改革、话剧编导等一系列戏剧实践,将中国现代戏剧的思想艺术传统传播到桂林,促进了桂林文化城戏剧运动的思想艺术建设。首先,欧阳予倩站在话剧的立场,从剧本创作、舞台演出、剧团建设、培养人才、清算明星制等五个层面对桂剧进行了大力改革,改变了桂林的戏剧文化环境,不仅传统桂剧的现代化转型颇有成效,也为新兴话剧培养了观众;其次,结合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适时地对话剧这一文化传播方式进行民族化、职业化改造,有选择地将春柳的戏剧传统及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戏剧精神运用到抗战时期的话剧实践中。同时,经过桂林文化城戏剧运动的洗礼和磨练,欧阳予倩走出了学院派的天地,超越了此前将技术凌驾于思想之上的局限,成为一个务实的、脚踏实地的戏剧战士。欧阳予倩在桂林文化城所开展的一系列戏剧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戏剧行为,促进了戏剧艺术自身的发展,更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他的戏剧实践正是以戏剧为武器,以文化为手段,积极参与“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而文化政治得以实现,则与桂林文化城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文化汇流的形态密不可分。桂林文化城多元并存的开放文化格局,使桂林产生过一种新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集体主义的抗战文化和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这对于当今人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正确认识文化的功能,妥善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培养人们的文化政治意识,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都具有值得重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