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具有相互伴生和周期出现的特点,其爆发的剧烈程度和影响范围也与周期的大小、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密切相关。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不仅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遭遇重创,而且全球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也受到巨大冲击和影响。从实践看,在应对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以调节短期利率为操作目标的常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迅速下降,无法起到稳定金融市场和刺激投资消费的作用,这就促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广泛地使用种类繁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尽管美国在救市政策的出台过程中一波三折,但是由于前期的理论储备充足,美联储能够在危机爆发后接连推出一揽子工具繁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地化解了金融危机。就中国情况而言,经过长期的市场转轨和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和金融中积累的问题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与美国两次大危机前类似的危机征兆。因此,宏观部门和学者自2014年开始分析探讨中国发生区域性、局部性甚至系统性、全局性危机的可能性和预防措施。2015年我国爆发股市危机几乎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严峻的经济和金融形势下,及早、细致梳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工具种类、作用对象、传导渠道、预期效果,以及政策退出的时间、路径、配合工具等一系列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前瞻性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美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八章系统地探索和研究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传导和退出机制以及对我国的启示。第一、二章为绪论和文献综述。主要内容包括提出背景、问题和研究意义,设计研究思路、分析方法与分析框架,并进行文献综述,指出创新点和潜在的不足。第三章分析金融危机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关系。回顾总结非常规货币政策产生和发展的三个时期。在总结非常规货币政策基本类别的基础上,结合美国金融危机的演化,探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过程。同时,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分为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政策)、质化宽松政策(Qualitative Easing,或称Credit Easing,简称CE政策)和前瞻性指引政策,以便更好地探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空间、传导渠道、基本效果和退出路径。第四章比较了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差异。本章基于美国的金融创新和经济结构变化,探讨了常规货币政策失灵的表现和原因,揭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资产组合平衡表渠道和信号渠道的作用途径和相互关系,初步分析了QE政策和整体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五章用VAR方法综合分析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和社会公众预期的影响。结论是QE政策对长期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具有实质性影响,但是CE政策对预期的影响效果要比QE的更明显。第六章构筑了一个DSGE模型,用以深入刻画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系统性影响。基本结论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了推动经济增长、恢复就业和提振物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从2014年开始,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七章主要研究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面临的主要难题和复杂性,退出的基本原则和路径选择。第八章研究中国金融的不稳定因素,发生区域性、局部性甚至全局性危机的可能性,并结合金融改革探讨中国现有货币政策框架应对危机的有效性。同时,也研究了中国股市危机的政策治理途径和主要问题。最后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和政策着力点,以及综合运用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最后为结论。总体上,本文选题的切入点比较新颖,尝试从政策推出和退出的角度综合分析研究非常规货币政策问题,具有一定前沿性。注重同时研究CE政策和QE政策的影响,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均具有综合性特色。针对目前对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定性分析较多,本文尝试构建了相关的计量模型开展实证分析。此外,本文注重结合中国国情,使研究工作具有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