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气候变化已成为威胁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全球性问题,于是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结以来,国际社会逐渐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做出法律回应。根据公约:“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种主要途径,减缓气候变化主要是指从源头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温室气体吸收汇,但由于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的长期性、不可逆性决定了减缓途径有其局限性,因此适应气候变化、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在各国气候变化立法中,相较于减缓制度,适应制度研究甚为滞后,因此本文聚焦于适应问题,考察我国气候变化立法中适应制度的发展路径。基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以及应对适应的局限性,本文旨在完善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中的适应制度。第一部分是气候变化立法中的适应制度考察。首先对适应制度进行解析,其次从适应制度的现实必要性以及价值选择方面进行考察。第二部分是我国气候变化立法中适应制度的现状考察。首先表述我国现有气候变化立法体系中的有关适应制度的法律规定,其次阐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中适应制度规定的局限。第三部分是国外气候变化立法中适应制度之借鉴。通过对欧盟适应制度的探索、英国综合性气候变化法、美国适应法案中有关适应制度的规定介绍,从而为我国适应制度完善提供参考借鉴价值。第四部分是我国气候变化立法中适应制度完善。完善我国气候变化立法适应制度,首先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遵循风险预防原则、最脆弱群体优先原则;其次,完善我国气候变化立法中的预防规划性制度,其中我国应不断修改与完善《气象法》、《防洪法》、《农业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再次,为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并保障适应制度的实施,支持性制度构建尤为重要,其中包括资金保障制度、责任保障、宣传教育与共同参与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