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行为自2020年被陆续曝光后,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被曝光到入刑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冒名顶替行为的入刑,足以说明该行为对社会公共秩序和个人合法权益的危害性之大,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平正义,对冒名顶替行为的规制刻不容缓。本文以对冒名顶替行为的规制为出发点,通过对典型案例的选取、梳理,归纳出冒名顶替行为过程中出现的数个犯罪行为在刑法评价上的争议问题。并指出几个争议焦点都集中在刑法第280条、第280条之一和第280条之二上。全文主要分为四部分如下: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两个既典型、类型又不同的冒名顶替案件,并以两起不同类型的冒名顶替案件为切入口,提取冒名顶替行为在刑法评价上的争议问题。第二部分对第一个争议问题展开,围绕着冒名顶替过程中涉嫌触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中的“伪造”的评价标准,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伪造”的理论分类,以及我国理论界对本罪“伪造”认定所持的传统立场,最后提出本文的观点,本罪“伪造”的认定应兼顾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用该评价立场对冒名顶替中的“伪造”进行回应。第三部分是对第二个争议问题的展开,即冒名顶替过程中涉嫌触犯“使用虚假证件罪、盗用身份证件罪”的“证件”有哪些。认定本罪规定的“依法可以用以证明身份的证件”的范围应确立何种标准,本文梳理了国内的学者们的观点,最后通过对比、总结、提炼出本文对本罪“证件”理解的标准并加以论证说明,并以此回应冒名顶替案中的具体争议。第四部分是对第三个问题的展开,通过案件检索,发现社会中发生很多冒名顶替事业编制的案件,而冒名顶替入刑后,其条文表述中除去高等学历入学资格外,只有公务员录用资格和就业安置待遇。并未明文体现对事业编制的保护,对此,本文认为可以“公务员”的认定为破局路径,扩大“公务员”的解释范围,将事业编制纳入进来,从而实现对事业编制的刑法保护。对此,本文论证了对“公务员”的扩大解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总结了该探索的积极意义,希望对新罪未来的司法适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