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NGO为线索理解当前凉山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及其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的关系。在把握市民社会理论和NGO发展背景的前提下,对凉山地区NGO力量的介入和兴起做一个整体性回顾,并分别以一个国际NGO和本土NGO为个案,从它们在当地活动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兼谈NGO本土化问题。论文的撰写基于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两方面的内容,田野调查方法包括参与观察、重点访谈,注重当地人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凉山彝族人观念中的公共概念是比较模糊的。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凉山彝族传统文化中有可以提供帮助类似大家庭的家支组织仍然发挥作用有关,它其实就是一种非政府组织,做着同样的救助活动。只是家支属于阿伦娜所说的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二是因为政府也好、国际NGO也好,甚至本土NGO对于他们来讲都是彻头彻尾的“他者”,关系不大。事实上,当地人对政府与非政府、两种NGO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从他们的利益角度出发来考虑的。对这些问题给过意见的是那些与NGO有接触关系的高层政府官员以及正在参与做着NGO事业的人。首先,与政府相比,NGO是成不了气候的或者说最终是要退场的。其次,在国际NGO看来,推进本土化,培养当地人自我发展能力是他们的目标之一,这其中也包括加大对本土NGO的扶植力度。最后,本土NGO的人或NGO里的本地人只能说做了比当地人多不了多少的考虑或者说正在开始慢慢学着去考虑什么是NGO,什么是本土化。因此本土NGO的出现并不能说明凉山的NGO已经走向本土化趋势。通过正文对NGO在凉山活动的比较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到,NGO在凉山的兴起是在政府的同意和指导下出现的,国际NGO也好,本土NGO也好,政府都在想法和他们合作,对他们进行管理。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没有政府的合作和支持,NGO无法下到基层,即便去了也会遇到麻烦。至此,本文落笔在以下两点:一是可以回应开篇提出的那个问题,即NGO在凉山的兴起既非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也非是当地社会“市民化”的产物,而是国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诉求有效的社会治理(governance)与全球化、民主参与政治理念扩张渗透之间的一种合谋。二是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改变导致了当下的凉山社会变迁,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