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具有质朴细腻的风格特征，集中展现了南方少数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特质。结构正是造成此种风格特征的关键性因素。探究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结构，能够从内在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把握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风格的形成机理。文章综合运用音乐学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结构理论对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结构进行研究，并以纳西古乐、布依族“笔管歌乐”和侗族大歌作为典型田野案例。纳西古乐是云南丽江纳西族的民间器乐，整个古乐队有20人左右进行器乐演奏，是南方少数民族器乐的代表；“笔管歌乐”是贵州荔波布依族特有的音乐形式，主要特征是歌与乐互为一体，通常的表演形式为一人执“笔管”吹奏，另一人进行歌唱应对，是南方少数民族民歌与器乐结合的代表；侗族大歌是最早被挖掘的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在黔东南地区，采取无伴奏的多声部合唱形式，是结构最为复杂的民歌代表。三种类型涵盖了民间器乐、民间“歌乐”与民间歌曲，结构各有特点，繁复程度不一。
　　文章在对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别对纳西古乐、“笔管歌乐”以及侗族大歌进行结构分析。文章一方面从微观的视角中研究三者的音声结构，运用音乐学的结构理论，通过曲式、调式、旋法、节奏以及唱词唱腔等要素的分析，研究三者音声本体结构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系统；另一方面以宏观的视角，分析三种民族民间音乐的时空结构以及意境结构。最后，提炼出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共性结构。通过研究，本文认为：
　　第一，结构是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风格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微观的音声结构是直接原因且最重要的因素。音声结构本身自成一体，其中的曲式、调式、旋法、节奏等各个要素相互影响，共同组织成特有的结构，表现为：以腔段为核心的套曲形式，以五声音阶为调式基础，多声部形态，即兴手法，游移性的中立音、细腻渐变的旋法以及浓厚的腔韵。这些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音乐结构内部，是音乐风格形成的直接原因。时空结构以及意境结构都是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赖以生存的土壤，时空结构是从存在方式以及物质态的角度对音乐的结构进行影响，而意境结构则是形而上的意义显现。这些内外结构共同影响了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风格的形成。
　　第二，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结构是系统的活态的独立结构。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结构具有自足性，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且系统的独立体。从微观角度来看，主要是指音声结构。从外在宏观角度来看，音乐还有其依存的时空结构与意境结构，这些既是音乐形成的物质基础与文化内涵，也是音声结构的形成环境。由于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是一种集体性创作音乐，其音声结构体现的是人们共同认可的音乐美的思维方式，归根结底，这种共有思维是在共同地域文化上形成的。因此，音声结构的形成过程是与时空结构、意境结构密不可分的，时空结构与意境结构既是音声结构的土壤，也是音声结构的整体化显现，三者相互影响，这便体现出音乐整体结构之间的系统性：音声结构是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结构中的核心，时空结构是音声结构的存在基础，意境结构是音声结构与时空结构的综合体现与延伸，音声结构中包含了文化因子，能够反映出民族文化特质。
　　第三，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结构形态是一种“黏性发展”形态。“黏性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一是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对固定曲式调式的依赖性；二是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音域不宽，无论是横向发展还是纵向组合上的音程距离都非常近，体现了其粘合性。这种黏性发展是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结构的高度概括，对曲式调式的依赖性是一种黏性显现，而狭窄音域内的音程运动结构则是一种音与音之间的黏合，均充分地体现出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结构的黏性发展形态。由此可见，正是“黏性发展”这一结构形态造成了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质朴细腻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