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巨大撞击下，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已不能照旧演绎下去，作为其依附物的儒学，也随之失却它往日神圣性、权威性的光环。在此民族危急存亡、儒学的精神正统地位与作用渐趋衰落之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佛教，正以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与普渡众生的救世情怀，契合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与当时的社会批判思潮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感产生了强烈的谐振与共鸣;又以其严密逻辑的思辨性，在儒学衰微、西学来源浅觳的学问饥荒环境中，满足了思想界对理论思维的渴求。正是在这一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之下，近代佛教获得了时代的青睐，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作为近代佛教复兴浪潮一朵醒目的浪花，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既具有应用佛学形态以佛教介入社会变革、以佛法观照世法的典型的经世品格，又以高度的理性自觉，通过汲取、改造法相唯识学的思想资料，建构起名理与人事兼顾的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章太炎通过对本体理论与缘起学说之间关系的分析，确立起佛家的真如作为他哲学上的本体，使自己的理论获得了终极依托的形式，又通过对八识、三性、四分说及其关系的演绎，说明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凸显自己万法唯识的认识理论，同时还运用三性学说探讨自我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等一系列时代性难题，试图构筑他那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以圆成实性(即真如)为归依的唯识之教。　　从静态的横向的角度而言，援西入佛、借佛解庄、以佛释儒，是章太炎佛学思想的一大显明特征。章太炎将真如等一些佛教概念与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等进行比较说明，运用法相唯识学的八识、三性、四分学说对西方的唯意志论、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基督教的有神论、黑格尔等的唯理论进行分析、评判，以佛法的自在、平等疏解庄子的逍遥、齐物之旨，以“无我”诠解老子之“道”的佛学意蕴，以唯识学的八识说寻绎孔子的“绝四”之谈以及孟子与荀子关于人性的学说，以佛法疏证宋明理学诸家学说，并比较其高下差别，评价其优劣得失。　　从动态的纵向的视角来看，章太炎佛学思想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佛教到佛法之转变，这反映了他的佛学致思路径的调整。出于应时救世的需要，章太炎起初大力鼓吹以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希望借助无神之佛教来凝聚民志，振兴民德，挽救日益衰颓的国民精神，这就明显地把佛教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使得章太炎逐渐放弃这一做法，转向对佛学理论的沉思，对其宗教性质提出质疑，而注重其理论上的探讨。他对大乘诸宗的判教思想以及对佛法不圆满之处的批判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这一佛学致思路向的调适而展开、深化的。当然，章太炎佛学路径的转变也与他对儒、释、道地位的调整存在相当之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