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行为体现着企业管理者的经营决策策略,在进行投资行为的选择时,他们很可能会偏向选择非效率性投资行为,以此来损害企业的收益而为自身攫取利益,同时,这一行为间接损害了企业投资者的权益。此外,学术界关于决策权配置问题研究依旧存在较大争议,一方面,学者根据代理理论,认为企业的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应当分离,并且指出企业的组织效率会因决策的制定权和控制权相结合产生的代理问题而受到损害,该主张进一步指出,机会主义行为极易出现在以总经理为代表的管理层;另一方面,学者根据现代管家理论,认为公司制企业中的管理者是具有自律性,他们有着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的目标,加之管理者又是利他主义者,他们会为组织和公司股东谋取一定的利益,而不仅仅只是自利的经济主体,因此,决策权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关系如何也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对企业投资效率方面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在委托——代理框架下,重点考察企业高管们的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往往会为了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寻租并盲目投资,进而产生较多非效率性投资支出,损害企业价值。作为公司高管的CFO,在进入公司董事会后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其是否也会像CEO等其他高管一样,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盲目投资,共同损害投资者利益呢?此外,当企业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较低时,可能会出现管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CFO在企业中任职内部董事是否可以有效发挥其财务董事监督职能、增加信息透明度,并最终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呢?进一步地,将非效率性投资分方向检验CFO内部董事、决策权配置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何者提高作用更为明显,此外,考察企业所处外部环境差异是否也会影响到上述关系。本文的研究重点立足于上述问题,揭示问题的真相,并且试图得到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意见。本文以2007—2014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分析与综述、逻辑假设提出和实证检验的方法,以CFO内部董事和决策权配置为切入点探讨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将非效率性投资分成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探究CFO内部董事、决策权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考虑到企业外部影响因素,选取了市场化进程指标,分析其发展快慢是否会影响CFO内部董事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FO作为企业内部董事,基于自身职业发展以及经济利益考虑,能够有效监督约束经理人员的私利行为,减少由企业非效率性投资而引发的代理问题,从而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当企业的决策制定权和控制权分离度较低时,经营决策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控制机制,加剧经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假如当CFO在这些企业中任职内部董事,就可以有效发挥其财务董事监督职能,并为董事会提供更多决策有用信息,从而可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性投资行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相比那些分离度较高的企业,CFO内部董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更加突出。在进一步测试时,发现CFO在过度投资企业中任职董事,其固有的职业谨慎特性,使得其对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而在投资不足企业之中,其职业习惯可能会使得决策者丧失好的投资机会,担任内部董事的CFO对投资效率的改善效果不是很明显;另外,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使得监督和约束管理层的外部治理环境得以有效改善,间接地监督约束经理者滥用权力行为,相反,当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较低时,经理层通过非效率性投资来攫取私人收益的行为会越严重,此时,CFO任职于公司董事,将更有利于其职能发挥,对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将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当CFO进入公司董事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经理人员的代理问题,同时保护了公司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仍有待完善,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治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有益参考和证据支持;对于企业经营决策制定部门而言,CFO作为董事会成员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的研究结论为如何抑制管理层权力、减轻企业代理问题与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此外,决策权配置、市场化进程对CFO内部董事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互动作用也为董事会决策的制定提供了相应依据,为政府推进我国市场化环境的建设提供了新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