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文学以“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即扎米亚京的《我们》(1920)，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8)最为经典和为人所熟知。学界对“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当中或多或少的存在“同质化”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研究起点不同，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也有所差别，但大多数研究者最后都会得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是关于极权统治、工具理性以及人性遭遇奴役的警示。从内容层面看，小说文本的确把“乌托邦实现”的结果描绘成极权统治和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奴役。但小说文本的情节设计和主人公的行动都蕴涵着对所处“乌托邦国度”的批判性、超越性。因此，本文尝试从小说文本的情节设计和主人公的行动入手，发掘小说文本中的乌托邦精神。理解小说文本中的“乌托邦实现”对于本文发掘乌托邦精神有两方面意义。一、从内容的层面确证小说文本中存在乌托邦精神。如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功能如曼海姆、利科所言，前者是维持现有秩序，后者是对现有秩序的颠覆。那么在“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统治者是否都极力制造一种意识形态（无论从物质手段还是意识形态手段）即暗示或明示他们已经处于一种人类社会的顶层，他们旨在制造一种“乌托邦实现”的意识形态以维持他们现有的秩序。同样，小说中可能存在否定现有秩序的乌托邦因素。二、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发现乌托邦精神的具体形态。换言之，论述小说文本中的“乌托邦实现”是意识形态建构以维持现有秩序，是论述小说文本中存在乌托邦精神的基础。由此，本文从小说文本出发，在分析小说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发掘“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的乌托邦精神。基于三部小说具有一定的文本关联性，以及过往的研究对“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缺乏整体性研究这两个原因，本文尝试将三部小说看作一个共时性文本。借用普罗普研究俄国民间故事的方法，总结出文本的四个叙事阶段（初始情景：身处乌托邦；意外发现：高墙的裂缝；情景急转：行动受挫；结局：回归平静）和十二个情节功能。通过对文本初始情景的分析，发现意识形态通过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修辞，营造乌托邦业已来临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意外发现这一叙事阶段，论述了文本中存在超越性、批判性的乌托邦精神，并发现乌托邦精神在“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中解构了初始情景中的意识形态。通过对最后两个叙事阶段的分析，发现初始情景中的意识形态得到重构，乌托邦精神遭受挫折。因此，本文认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文本经历了意识形态建构、乌托邦精神对其解构、意识形态重构的过程，使得整个文本呈现为环形结构。最后，将文本置于历史的视域中得出文本的意义：文本的警示性意义一方面在于对极权统治、工具理性、人性遭受奴役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为在所谓“历史的终结”的意识形态下强调乌托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