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现代大学的功能论，大学教授集教育者、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等多种角色于一身，不同的角色要求大学教授担当起不同的职责与使命。目前，学术界有两股不同声音，一种是强烈反对大学教授的社会政治参与，认为教授就该“为学术而学术”，心无旁骛地静坐冷板凳，这种哲学思想来源于德国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的精神思想。另一种是基于大学的新功能论时代，认为大学教授顺应时代发展同时承担起“学术、育人、（社会服务）知识分子”三大使命，特别是发挥大学教授的社会使命。在当今知识专业化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有学者就大声疾呼大学教授身上的社会使命感已一去不复返，知识分子已消逝在校园里。那么当代大学教授的“知识分子”精神、社会使命感是否仅仅是人们心目中难以释怀的情结又或者说仅仅是对理想化大学教授的一种角色期待？很显然，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已经无法解释现代化进程下大学教授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多难性。其实，大学教授履行社会使命与以学术志业并不冲突，这只是人生精神价值追求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发展阶段而已。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周洪宇历经了文革、知青下乡、恢复高考，属于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的后三代（新三代），是“文革”一代人，早年有过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经历，经过了自学，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中坚者和领路人。本文以周洪宇教授为个案，运用教育生活叙事法、访谈法等分析他在专业之内和专业之外，在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如何践行起大学教授的社会关怀与使命。进而从深层次上反照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依托专业智识兼具“超然与介入”之实践精神。之所以选择周洪宇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是源于他横跨学界和政界，既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既是一名学者，还是一位政治官员，属于行走在学术、政治间，积极投入社会服务的典型。研究发现，出生于文革末期的周洪宇成长于大学体制内，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化的学术训练，但与一般的知识人或技术专家又有所不同，在他身上凝结的是大学教授的专业能力以及传统文人的普世情怀、儒家知识分子精神品格，是典型的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方面深入体制积极参与社会与政治生活,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影响政府决策,为社会和百姓代言；另一方面又能不被体制所左右，保持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兼顾好学术、育人使命的同时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发扬当代知识分子精神，肩负起社会使命。　　笔者并非通过该研究得出一个确切的终结性结论，只意图通过对一位普通大学教授的个案研究了解其价值观念、内在特征与个人心路历程以及为国为民的奋斗征程与价值追求。了解他在“变革时代”下如何在专业内外实现“超然和介入”，了解他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角色矛盾，肩负起大学教授的社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