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群体成员感受到另一群体对本群体利益造成损害时(这种损害不仅包括身体伤害或资源竞争,还包括价值观、信念等的破坏),群体成员就会经历群际威胁(Nelson,2009)。群际威胁包括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其中现实威胁是指对一个群体的权力、资源以及公共福利的损害(Nelson,2009)。象征威胁是指对一个群体的宗教、价值观、信念、意识形态以及道德准则的破坏(Mackie,&Smith,2002)。与高经济地位群体相比,低经济地位群体更有可能经历威胁,这可能是由于低经济地位群体更大程度的受拥有更多权力的高经济地位群体控制(Nelson,2009)。相对于高经济地位群体而言,低经济地位群体更容易获得不公正的对待,这种不公正对待主要涉及政治权力等现实威胁方面(Crocker, Luhtanen, Broadnax, et al.,1999)。然而,与价值观有关的差异可以对象征威胁起到很好的预测作用。例如,当群体认为内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和特征与外群体相差甚远时,该群体特别有可能感受到来自外群体的威胁(Zarate, Garcia, Garza,&Hitlan,2004)。因此,在本研究中,考虑到在现实社会中,现实威胁的产生往往与群体应对另一个群体带来的损害或者控制有价值的资源密切相关(Nelson,2009)。由此可推断,社会公平对群际威胁具有显著的影响,尤其是现实威胁感：另外,个体象征威胁感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外群体价值观的差异引起,本研究猜测功过原则分配偏好价值观可能会对低经济地位群体感受到来自高经济地位群体的象征威胁具有显著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当个体处于公平的社会环境下时,易于表现出对社会的感激之情。然而,当个体意识到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盛行时,个体容易表现出敌对的反应,例如,生气、焦虑、恐惧和厌恶等(Lind&Tyler,1988; Tyler&Lind,1992)。由此可推知,社会公平问题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尤其是对于那些功过原则高偏好者。功过原则分配偏好被考虑为一个理想的公平原则,这是因为在成果分配中只考虑一些相关的投入因素,如,能力、努力(多劳多得的分配理念),而忽略了其他的无关因素,如,种族和性别等(Hing, Bobocel, Zanna, Garcia, Gee,&Orazietti,2011)。研究发现,当自己的同伴与自己花费同等程度的努力,却获得更有价值的奖励时,大猩猩会表现出拒绝再次交换的行为(Brosnan,Schiff,&Vaal,2005)。在现实中国,鉴于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社会资源占有量存在显著差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关注的议题。尤其是当不同群体占有的社会财富和资源量极度的不合理,社会不公平分配盛行时,这严重导致了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本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和操作不同的社会环境,来探索社会环境对低经济地位群体感知到高经济地位群体的威胁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探索社会环境对不同程度功过原则分配偏好个体的威胁感存在显著的差异。实验一的主要目的是探究社会环境对低经济地位群体感知到来自高经济地位群体的现实威胁具有显著的影响。共筛选72名被试(功过原则高低偏好者各36名),随机分配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结果发现：(1)社会公平组被试感知到的现实威胁程度显著的低于社会不公平组的被试；(2)功过原则高偏好者感知到的现实威胁程度显著的高于功过原则低偏好者。实验二中,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低经济地位群体感知到来自高经济地位群体的象征威胁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对于那些功过原则高偏好的个体更大。被试和社会环境操作同实验一,结果发现：(1)处于社会公平条件下的被试与社会不公平条件下的被试之间感知到的象征威胁并没有显著的差异；(2)功过原则高偏好者感知到的象征威胁程度显著的高于功过原则低偏好者。本研究从社会的不同阶层群体出发,采用实验操作的方法,来寻求缓和不同阶层矛盾的方法。从上述结果可知：与社会不公平相比,社会公平可以有效的缓解低经济地位群体的威胁感,尤其是功过原则高偏好者。这一结果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关系融洽的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