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宋金元时期中医儿科学相关著作进行整理研究,归纳总结了这一时期关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儿科特殊诊法、儿科疾病的认识,深入探讨宋金元时期中医儿科学的成就与特点,以期为当今中医儿科学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宋金元时期,中医儿科学在继承的基础上,续有发展。在小儿发育方面,这一时期医家提出了五种关于小儿胚胎发育的不同观点。在小儿生理特点方面,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认为小儿机体薄弱可细分为小儿脏腑柔弱(尤其是脾胃柔弱)、精神柔弱、阳气柔弱、阴气柔弱等不同方面。关于小儿变蒸学说,宋金元时期的医家逐渐认识到小儿变蒸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小儿的情志、脏腑以及各器官发育、推陈出新的过程;在变蒸周期上,有三十二日一变与四十五日一变两种学说;而关于变蒸脏腑的顺序,则有三种不同的学说。这一时期,有医家还认为在变蒸后,小儿的脏腑功能会逐渐趋向于成年人。此外,钱乙认为变蒸后,小儿情志会发生改变;陈文中认为变蒸是小儿机体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朱丹溪认为变蒸即小儿散胎毒的过程。在病理特点上,当时的医家认为小儿的病因要比成人单一。如张子和认为,小儿的病因只有过饱、过暖两种;陈无择认为,小儿易患疾病较之成人有很大差别,一些疾病只有小儿会患,如客忤、积热、惊痫、解颅、魃病等,成年人则不会罹患此类疾病;杨士瀛认为,小儿疾病多因于热,故用药应注意不可过温。张涣首次提出了有关“胎毒”的相关概念,认为胎毒是一种源于胎中的致病因素。《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作者则指出胎毒与母体有很大关系,往往是由于母体自身带有热邪、所食食物有毒或孕时受惊、孕时过劳而导致胎儿体内带有胎毒。在小儿接生方面,宋金元时期对脐部的处理方式也逐渐丰富起来,《庄氏家传》中已记载了用“封脐散”来预防小儿脐风等疾病。在小儿养护方面,当时的医家对小儿着衣过厚的危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认为着衣过厚可致使阳气亡失,而朱丹溪则提出衣着过厚还会导致小儿阴气不长。在辅食喂养方面,一些医家对辅食添加时间也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辅食添加过早会伤及脾胃,添加过晚则影响小儿生长发育。在诊断方面,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发展了小儿脉诊法,对小儿脉诊的脉象种类、诊断意义均有扩充,如钱乙列出了乱、浮两种简单脉,以及弦急、沉缓、促急、沉细四种相兼脉;太湖钓叟则扩充了紧脉、微脉等简单脉以及一些特殊脉象;茅先生将简单脉扩充至七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则将小儿脉诊总结成为体系,例如将浮脉分为浮紧、浮大、浮虚、浮数,分别对应惊风、伤寒、盗汗、风热四种不同的临床意义。此外,这一时期的医家还继承了唐代的指纹诊法与面部诊法,总结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指纹诊断体系与面部诊断体系。仅在指纹诊断上,就有“小儿三关候”、“内八锦纹”、“外八锦纹”等七种不同的诊断体系。在临床方面,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对天花、麻疹的认识有了激烈的学术争鸣,但多数认为麻疹与天花是同一种致病因素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在病因病机上,钱乙认为痘疹与血秽有关,刘完素认为痘疹是真阳有余所致,初虞世认为痘疹是疫气所致;在治疗上,朱肱等医家认为应该分未出疹、正出疹、出疹后三个阶段进行治疗,张子和等医家则反对这种分阶段的治疗方式。在惊风一病的认识上,宋金元时期医家亦有突破,如钱乙首次将急惊风与慢惊风进行了根本上的区别,并认识到慢惊风病位在脾;杨士瀛首次总结出“惊风八候”;曾世荣指出,治疗急惊风应重视行气;朱丹溪则指出,治疗急惊风除了行气,还应该注重养血。在疳证的研究上,宋金元时期医家对疳证的分类提出了诸多不同见解,但仍以五脏分属的“五疳”分类为主;在病因病机方面,这一时期的医家们逐渐认清了疳证的病因病机是由于脾胃虚损所致,主要病位在脾;在疳证的治疗上,钱乙指出应注重“补母脏,泻本脏”,杨士瀛认为应该“消积和胃,滋血调气”,曾世荣认为“脾家病去则余脏皆安”。在泄泻的认识上,钱乙指出泄泻大多病位在脾;茅先生认为泄泻与饮食、日晒、情志均有关系;刘完素认为各种泄泻大多与火热有关;演山省翁则认为泄泻大多是小儿脏腑虚寒怯弱所致。在小儿水肿的认识上,钱乙指出病因是“肾热传于膀胱”;杨大邺则认为是脾胃与三焦的气机输布失常所致,在治疗上应先调脾胃,再利小肠;曾世荣认为小儿水肿分两大类,一类在脾,一类在肾,在治疗上应根据季节改变而使用相应的方药。总之,宋金元时期中医儿科学在前代基础上续有发展,众多医家根据各自的临床实践,总结出相关的临证经验以及儿科学说与理论,无论在中医儿科学临床与理论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自成特点,对后世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