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准确地说,主要是在唐末五代时期,道教修炼方式的由外丹向内丹的根本转化,乃是道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道教内部一种修炼方式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涉及到道教之信仰目标、伦理取向、思维方式等整个教理、教义体系的演变过程。 道教作为我国本土生长的宗教,其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与整个中华文化的演化进程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中古道教丹术的转型,实质上标志着道教文化精神的本质性的嬗变。此前,道教主要以追求肉体长生为目标,以炼丹服食为核心手段,辅之以行气导引、胎息房中、以及符箓斋醮等,共同构成了一个“重形”、“重术”的外向文化攫能系统(“文化攫能性”的概念,为姜生教授提出,本文将在导论中作详细介绍);然而,此后的道教,则开始转向以精神超脱为终极目标,以心性修炼与内修方术的结合——即“内丹道”为主要手段的内向文化攫能系统的型构。 因此,从文化精神延续的角度来看,中古丹术的转型意味着道教由外丹阶段的作为古代中国主要的外向攫能文化载体,转而成为此后中国内向化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传统道教中富含着的可贵的工艺实践和创造精神,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古代科学思想和精神,亦因之而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道德化的价值取向与内在化的行为方式之选择。 今天来看,道教外丹术在历史上所取得的具体的实践与认识成果或许早已过时,但是,它对于古代中国科技文明所发挥的进步作用,特别是其中所深蕴着丰富工艺创造精神与原生性的科学思想,却仍然是值得我们返本溯源,去探求其内在价值的根源所在。因为这些在中古时期就已经大多失落的思想资源,无疑对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具有一种历史和精神的价值。 所以,道教外丹向内丹转化的历史成因,绝不能单单由服丹中毒的现象来解释。我们必须指出,实质上,不论从当时中国人所持有的认识论方式,还是实践经验层面来看,药物“毒性”问题并不能成为否定或摈弃外丹术的充足理由。人们在讨论道教丹术转型的成因时,往往隐存着一些对“外丹术”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过分强调外丹的现实荒诞性,而忽视其内在的逻辑合理性,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二是过分强调内、外丹道在理论形式上的一致性;而忽视它们在内在